三、各种网络媒介的舆论强度分析
网络媒体在2010年发展迅猛的同时，各种载体的力量对比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1. 微博客改变网络舆论载体格局
微博客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客户端即时发布消息，每条140字左右，现场记录，晒晒心情。2008年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客在国内逐渐兴起，其便捷、快速和病毒般的传播力使许多人都迷上了这个小工具，“饭否”、“叽歪”和“做啥”等国内微博客站点也陆续出现。2009年7月，新浪网旗下的微博客测试版上线，依靠其惯用的名人路线迅速聚集了很多名人安营扎寨，截至2010年10月底粉丝数超过百万的微博已达63个，并吸引了大量普通网友“围观”加入，逐渐成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微博。2010年9月，新浪发布《中国微博元年市场白皮书》，其数据显示，2010年3~6月，国内微博市场月覆盖人数从5452.1万人增长到10307万人，月度有效浏览时间从761.07万小时增长到3035.69万小时。
随着微博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和突发事件当事人开始使用微博，微博话题也从日常琐事转向社会事件，逐渐发展成为介入公共事务的新媒体，成为网络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改变了传统网络舆论格局的力量对比。传统媒体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源。微博客成为网民收发信息的首选载体之一，其涉及领域已渗透到网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在重大事件、防灾救灾，还是公民权益、社会救助等各个领域，微博客都成为重要的信息发布载体之一，往往也对事件的发展起到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网友通过新浪微博发出“超级急”的信息，告知首都机场一号航站楼北线货运站征集救灾物资，号召网友将灾区急需的物品送达。4月18~21日，由社会热心人士联系的海航包机连续4天运输网友捐赠的赈灾物资，总量超过20吨。在上海世博会上，微博也成了广大网民记录美好瞬间的主要工具之一。
微博客带来的更大社会震动，在于实现了对突发事件的“现场直播”，通过手机等无线终端，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信息发布者。在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微博客的作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先是《凤凰周刊》某记者在微博上发出“机场女厕门连续直播”，报道自焚者家属钟家姐妹欲赴京上访时，在南昌机场被地方干部堵截在女卫生间长达40多分钟的经历，使得自焚事件向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事件突进。进而，钟家小妹钟如九自己开通微博，直播事情的后续进展。9月26日晚，钟如九更新微博，发出母亲自焚后病危的消息，被转发1.3万次。经过网民信息接力，28日钟母转往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
微博客网友以每个人都承担一份责任的方式，成为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微动力”。可以说，一种可观的微博政治在中国业已形成。微博客是突发新闻的出色载体，言论表达的开放平台，参政议政的良好工具，也是政府阳光执政不可缺少的通道。
2. 网络社群发展迅猛
社会的变迁与生活的需要，使人们结为各种各样的社群。在全球化时代的媒介环境中，由于人际交往的需要、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传播的草根性，力量更强大、话语更有效的“网络社群”开始出现。中国的网络社群，以QQ群和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s）社交网站为主要形式。与开放式的网络舆论载体不同，网络社群是由部分具有相关性（如同学、同事、朋友等）的网民构建的相对封闭的交流空间。绝大部分网络社群在不加入其中的情况下无法观看内容，因此具备了一定的保密性。
在网络社群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以现实社会中的关系为基础，真实度很高，因此，比较容易实现实名制。在Web 2.0的大背景下，如果要建设一种不需管理员的言论网站，网络社群应该是最为接近理想的载体。网络社群大都具备了传统博客的功能，成员除了可以发表自己的文字、图片、视频外，还可以了解群内朋友的动向并展开交流，从事娱乐活动。
据公开数据，在中国，目前QQ群已经超过5000万个，开心网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达到8000万个，人人网（原校内网）更是达到了1.2亿个。这样庞大的用户群不仅为相互联络提供了便利，也为公共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新的通道。目前，人民网、新华网和许多知名传统媒体都在社群网站中开设了自己的账户，用以传播新闻信息，网民之间自发传达信息的数量更是非常庞大。虽然目前国内社交网站的主要作用是娱乐与交友，较少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但考虑到社群成员在组织上相对紧密的优势，所以，在未来的突发事件中，网络社群很可能成为继微博客之后又一种影响力极强的传播工具。
3. 论坛、博客爆料功能弱化，新闻跟帖数量减少
网络论坛、博客、新闻跟帖是三种最强大的传统网络舆论载体。2009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了77件当年热点事件，发现其中有18件来自于天涯社区、新浪博客、百度帖吧等论坛、博客。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在微博客、网络社群等新载体的“夹击”下，论坛、博客的活跃程度有所减弱。在2010年，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变成了微博客，论坛、博客在事件曝光方面的功能明显弱化，很多知名网友的主要活动阵地也转往微博。部分热点事件虽然初次曝光的平台是论坛、博客，但舆论发酵的主要舞台随后就转到了微博上。这一方面是微博客在信息传播中的优势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当下论坛、博客管理日趋严格和拘谨有关。
当然，论坛和博客适合于深度阐述观点、剖析问题，在未来社会热点事件中仍会拥有特殊的生命力，尤其是适合所谓“意见领袖”挥洒才华。此外，论坛人气最旺盛的天涯社区于2010年11月10日凌晨推出了微博客，可见网络论坛也在想方设法开辟多种言论载体。
4. “全民造词运动”推动“词媒体”登上舞台
“词媒体”是指将词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将特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超浓缩，发布到网上或传统媒体中，以便于口口相传。现代社会大量资讯，信息过载，为了锁定自己所需的信息，人们经常要使用“关键词”进行信息检索。由于关键词的更新换代频率屡屡被刷新，“标题党”更是将关键词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于是产生了“热词”、“锐词”，迅速普及到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图书等领域。如201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使用了锐词“给力”，引起网民极大兴趣。在这个知识爆炸时代，各种平面与网络媒体都有可能成为“词媒体”，但互联网无疑是新锐词汇的大本营。 “全民造词运动”在网络上蔚然成风。
“互动百科”网站发布的2010年9月十大网络热词是足“囚”协会、方舟子、蜱虫、直通中南海、捉奸门、个性假期表、裸捐、鲁迅大撤退、盗梦空间、女厕攻防战。10月十大网络热词是千年极寒、十全十美婚、小月月、羊羔体、重金属香烟、功夫男篮、阶梯电价、蒙牛陷害门、炫父、泡菜危机。几乎每一个热词背后都有一段鲜活的故事，通过网友的群体智慧，精辟地揭示当下社会形态和一代人的欢喜悲哀。一些招惹民怨的突发事件虽然遭遇到一时的压制，但网民通过造词“三个俯卧撑”、“躲猫猫”、“欺实马”、“我爸是李刚”等调侃八卦的新词，记录了草根的愤怒。每一热词背后，都记录了一次追寻真相的不懈努力，见证了社会良知的健康力量。
5. 传统媒体与网络的呼应更加紧密
在网络海量信息爆炸般增长的年代，传统媒体明显地感觉到在信息量和传播速度上的劣势，以及受众的流失。在网络上寻找素材，跟进采访，追踪报道和评论，成为传统媒体，特别是都市类报刊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只能成为互联网的尾巴。职业记者强大的采访报道实力，在网络爆料之外挖掘出新的事实，加上媒体评论的影响力和品牌的公信力，使得传统媒体的介入在突发事件的演进过程中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
体制内传统媒体，包括各级党报、电视台，关注和回应网络舆论，可以表达政府改进公共管理的诚意，对突发事件的解决经常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2010年体制内传统传媒，从总体上不如2009年在杭州“欺实马”、上海钓鱼执法和成都唐福珍自焚等事件中表现的那样大义凛然，在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袭童案、安元鼎等事件中失语，但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抨击杭州警察给发廊女家属写信而侵犯人权，让很多网民感到意外和感动。在宜黄拆迁事件中，面对“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每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等似是而非的观点，《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时评”《来自宜黄的“强拆论”值得警惕》，指出“与某些地方所看重的工程项目、城市面貌相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当权益的维护更为重要”，正本清源，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好评。
四、网民价值取向和网络生态的新变化
1. 互联网成为网民的“吁天权”
如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新闻传媒本来就责无旁贷。一年来，《中国经济时报》、《财经》杂志、《南方都市报》等传统媒体在山西疫苗、北京安元鼎截访公司等报道中都有过不错的表现，但从总体来说，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似有弱化倾向。在这个背景下，只有基于开放平台的互联网，成为老百姓最便捷的表达利益诉求和赢取公众支持的通道。
江西宜黄的拆迁自焚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家三口面临政府强拆愤而自焚，并没能讨回公道。如果不是自焚者家属钟如九姐妹上访遇阻的情况在微博客上现场直播，引发舆论强烈关注，可能就不会有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双双问责。微博客的诉说，网民的“围观”，比自残更能震慑某些地方政府。面对一些基层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胡作非为，或者不作为，当事人上网爆料和网民上网表达与声援，属于一种良心拒绝和温和反抗，是理应受到宽容和尊重的“抵抗权”，甚至可以称作“吁天权”。当然，这样的“抵抗权”应在法律的框架内，以理性的精神行使。
2. 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凸显和立场分化
在一些突发事件中，网民习惯于打开网络“意见领袖”的博客，或追逐其微博客上的只言片语，从他们那里寻找诚恳的解读、深刻的剖析、犀利的批判。
“意见领袖”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作家、学者、艺术家，他们以深厚的文化功底观察和描绘社会，像现代艺术家艾未未简直把互联网作为行为艺术的一部分。第二类是传统媒体记者、编辑、评论员，他们在互联网上找到了短、平、快和无障碍地报道新闻、尖锐评说时事的方式，比在他们从业的媒体更具活力。这两类网友可归于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范畴。第三类是其他行业的业余观察家和自由撰稿人。他们差不多也是某个行业的专家，事业有成，只不过不属于传统的文化圈。这类网友中还有一个数量不多但很活跃的群体，就是维权律师。第四类是自由职业者，甚至无业游民。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关心公益，同情弱者，疾恶如仇，勇于表达，也不惮在网下付诸行动——此时他们更像社会活动家。在福州三网民案中，到庭审现场外表达关注和抗议的近千名网友，多半属于这一类。这类网友的气质离知识分子很远，但在公共事务关怀这一点上与知识分子遥相呼应。
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有所加剧，“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有趣的是在2010年，网民中的“左翼”和“右翼”均发生双向流动。如何团结和借重其中理性的声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孤立打击极少数真正的敌对分子，发展“网络统一战线”？如何摒弃网上“极左”和“极右”的思潮，恪守渐进而不激进的立场，凝聚“意见领袖”推进改革的基本共识？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付出更为诚挚和细腻的努力。
3. 商业利益渗透互联网
一些网民抱怨网上一些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的“网评员”频繁发帖，“稀释”了网络民意。其实，网上高倍“稀释”甚至伪造民意的，主要来自商业公关公司。他们的舆论运作技巧和推动力比“网评员”强大得多。
在网络时代，负面效应的炒作极易流行，也就是“以丑为美”，大爆隐私，迎合民众猎奇心理，从而达到出名的目的。2006年前，以芙蓉姐姐为代表的网络红人，幕后推手都是一种个人作坊式的经验模式，大多数商家并没有从中看到市场前景。最近几年，网络营销和网络公关从个体作坊式向公司化跃进。这个新近出现的“行业”既没有自律，也缺乏公共监管，表现出严重的“唯利益主义”现象，甚至为了赢利不惜制造大量低俗、恶俗的事件或话题，打法律和道德的擦边球。
网络营销和网络公关具备一定的隐秘性。它们在论坛中渗透自身的力量，通过收买热门论坛版主、管理员，让网络推手的帖子在众多帖文中脱颖而出，然后吸引传统媒体的报道。有些传统媒体在开设《网眼》一类栏目报道网络热点事件时，经常为网络推手甚至网络打手“背书”。传统媒体报道之后，网友进一步“确认”事件的真实性，于是扩大了事件的传播范围。需要指出，除了网络营销和网络公关公司，有一批网络打手只是在无意识中自发形成一股力量，因为网上失实、煽动性的描述正好迎合了网民一触即发的极端情绪。例如，最近发生的农夫果园砒霜门事件、霸王洗发水致癌事件、章光101事件等，都被指出疑似竞争对手在幕后操控网络打手实施的恶性攻击，对各企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给消费者和公众造成了恐惧感和心理混乱。网络打手这一群体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让企业道德底线下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商家如果忽视了网络打手这个群体，缺少必要的预警机制，很可能陷入飞来横祸似的商业危机之中。
此外，为了消除在网络上的不良影响和负面形象，很多企业和官员面对负面信息的第一反应便是“删除”。因此，一些以网络删帖为营生的网络危机公关公司应运而生且大行其道。在广西韩峰“日记门”事件中，据检察机关调查，韩峰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香艳日记，曾向某商人索取现金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删帖竟能提供商业机会，揭示出网络论坛管理规范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4. “网权”概念问世，虚拟空间权益同样受到关注
在现实社会中，网民以网络为主要平台维护其各项政治和社会权益的现象早已经为我们所熟悉。然而，2010年以来，网民维护其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的“网络用户权利”的概念也被提起，并逐渐深入人心。维护“网络用户权利”，即“网权”。有学者在其微博上将“网权”总结为：用户有使用或停用任何网络应用的权利；用户有安全使用网络应用的权利；用户有以社群组织维权的权利；用户有作为网络公民（Netizenship）被尊重的权利；用户有利用网络应用声张自我的权利。
2010年，中国互联网中两家有影响的企业——腾讯和奇虎360之间出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软件纷争。起初，网民多以旁观心态看待此事，但是，11月3日晚，腾讯通过全国IM弹窗形式，向网友宣布其刚刚做出的“艰难决定”：在360公司停止对QQ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腾讯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这一强迫用户进行“二选一”的决定，迅速把众多网民由观众转变为利益相关方，网民们对两款应用广泛的软件去留难以取舍，同时也悲愤难当。网民纷纷用“一个艰难的决定”造句，表达对“两个绑匪”绑架几亿网民、绑架公共生活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强烈不满。网民维护“网权”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成效，次日，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腾讯和奇虎360的争端逐渐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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