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信息化“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是我国“十五五”发展规划体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信息化发展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战略性、全局性、引领性作用。必须准确把握信息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深刻认识信息化发展规划的战略意涵和实践意义，全面推动以《规划》为引领，体系化深层次推进我国信息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一、信息化发展事关“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

（一）信息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时代标志。百年前的蒸汽机和电力革命开启了人类工业化进程，今天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则正在重塑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世界各大国均把信息化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世界权力图谱因信息化而被重新绘制，互联网正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正在开启一次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革命性意义的转型，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迭代，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跨越式提升提供了全新引擎。面对复杂的发展环境和技术条件，我们不能走西方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而必须努力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并行式发展。应该看到，信息化为我国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提供了有利契机，为构筑数智时代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十五五”时期，信息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力量，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信息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协同共进的加速器。在“四化同步”的战略格局中，信息化具有全域覆盖、跨界融合、赋能增效的独特作用。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与城镇化有机结合，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广泛对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信息化能够有效打通“四化”之间的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形成互促共进、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从发展战略层面看，信息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相互嵌入、相互促进的内在统一性，中国式现代化为信息化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提出了战略需求，信息化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四化”协同共进的战略联结点和新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信息化发展还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基础，能够有力促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创新，加速融合并深刻改变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生态格局，将信息化与发展新质生产力融会贯通，推动形成信息化引领下的新发展格局。

（三）信息化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信息化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意义，最终要体现在人的发展上，体现在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公平性的实质性提升上。通过全面落实信息化发展的国家部署，我们将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深刻改变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网络信息技术将深度赋能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领域，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跨越地理障碍输送到基层和边远地区。对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问题，信息化提供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条以较低边际成本持续缩小差距的技术路径，推动公共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一个在技术浪潮中不让任何群体掉队的社会，将拥有最深厚的发展根基，将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让信息化发展真正惠及大众，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现代化。

二、信息化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能

（一）信息化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为经济长远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发展的动能不是一成不变的。信息化的深层意义，不在于催生几个新产业、新业态，而在于它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底层改造。通过数据与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的优化组合，信息化将助力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种动能转换的成效，已经清晰地体现在国民经济的结构变化之中。2026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有力支撑了经济稳定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新的支柱性产业板块的实质性崛起，意味着国民经济对信息化动能的依存度在持续加深，信息化对经济发展的长久支撑能力也在持续强化。

（二）信息化对实体经济的重塑作用，主要发生在对传统产业的深度赋能之中。网络信息技术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显著特征，通过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在工业领域，重点工业企业的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持续提升，人工智能等正在重塑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服务运维的全链条。这种改造不是用新产业简单替代旧产业，而是让传统产业在新的技术底座上获得新的效率空间和竞争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信息化恰恰提供了这种接续转换的技术条件和产业路径。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将越来越取决于网络信息技术向实体经济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数据要素能否在千行百业中持续释放其放大、叠加、倍增的效应。

（三）信息化重塑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制度层面的不断完善，也需要技术层面的有力支撑。信息化推动了国家治理逻辑从依赖个人经验和层级汇报，转向数据驱动的精准感知与科学决策。这种转变不是简单的“电子化”“无纸化”，而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系统性升级。网络信息技术打破了传统治理中的信息壁垒和协同障碍，电子政务服务的快速发展使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的业务协同成为常态，“一网通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从局部探索走向普遍实践。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水平将不断提升，推动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这些变化带来了我国国家治理的粒度持续细化、响应速度不断提升，公共决策依据在从“经验判断”向“数据支撑”迁移。信息化正在从技术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化改革、开拓创新的不竭动力。

三、信息化发展引领构建未来国家竞争新优势

（一）以信息化推动夯实科技竞争的战略基石。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围绕人工智能等网络信息技术的大国博弈愈演愈烈。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未来国际格局中是处于塑造者、引领者的位置，还是处于跟随者、被动应对者的位置。国家间竞争新优势的根基，在于网络信息技术底座的自主性与体系性；信息化竞争不是某一项技术的胜负，而是技术体系完整性和迭代能力的较量。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应用场景，如何将场景优势、规模优势转化为非对称优势，是在核心技术仍有差距的条件下赢得竞争主动的现实路径选择。“十五五”时期信息化发展的战略着力点，将从分散的技术攻关转向“算力—系统—模型—应用”的战略级纵向整合，依托国产操作系统打通异构算力集群，推动芯片、软件、应用各环节从“分散突破”走向“体系化协同”，持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国际竞争的战略底气和信心。

（二）以信息化推动筑牢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十五五”时期信息化领域的发展竞争要以安全为前提，着力构建安全可控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在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的“不可能三角”中寻求动态平衡。要加强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加快推进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建设，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要深化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快推进网络安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使安全防线建立在安全可靠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底座之上。未来国家间网络安全能力的竞争不在于如何封闭自保而在于如何更安全地开放，要以可信可控的制度和技术环境降低国际合作的交易成本，使安全本身成为吸引全球网信企业和创新资源的竞争力来源。

（三）信息化推动提升全球治理的数智竞争力。我国的信息化发展不可避免要遭遇国际竞争，而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将国内制度实践转化为国际规则影响力。当前，我国信息化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治理角色已从国际规则的跟随者成长为重要的规则塑造者，信息化领域治理的“中国实践”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国际关注。治理能力的核心是在国内治理有效性与国际规则兼容性之间建立正向循环，以治理实践支撑规则主张，以规则参与反哺治理升级。应该看到，信息化领域的全球治理正处在规则重构的窗口期，我国先后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等公共产品，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数据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先后成立，标志着从规则跟随者向规则塑造者的角色转换正在加速。我国信息化国际治理能力的实质，是将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治理经验转化为可被国际社会接受和借鉴的制度供给，这是国际竞争中比技术优势更为持久的优势，也是“十五五”信息化发展需要重点考虑的关键战略任务之一。

展望“十五五”，《规划》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信息革命的时代潮流发生历史性交汇的关键时刻，提出了一条以信息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发展路径，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驱动力量和战略目标，为未来五年我国信息化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奠定了信息化发展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全面跃升的战略契机。要深刻认识《规划》的重要意义，坚定不移以信息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动力和坚实支撑。（作者：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院长助理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