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

【导语】如何更好地推动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发挥两者在舆论监督、咨政建言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建立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新型智库，并计划到2020年，建立官方、高校智库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互联网新媒体给媒介生态和舆论格局带来的深度调整，既为执政当局了解社情民意开辟出可靠空间，也为社会公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便捷渠道。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高速发展，智库已成为决定国家力量、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方兴未艾，新型智库建设也被提上日程，两者已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媒体

在西方，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被看作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力”，而智库则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思想工厂”。通过各国的实践可以看到，媒体和智库都与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媒体具有社会性，智库则具有思想性，对二者如何融合发展进行探讨，将有利于发挥两者在舆情研判、咨政建言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共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智库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在现代社会中，决策问题日益复杂，决策难度不断增大，决策的影响难以清楚界定，这对公共政策的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现代科学决策离不开政策咨询，政策研究机构的崛起，代表了未来决策的发展趋势。当前全球智库数量庞大，《全球智库报告2014》指出，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都是全球知名智库，它们不仅对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也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影响力。

中西方具有差异性的政治土壤培育了不同的智库发展模式与特点，发源于西方的“智库”概念在中国社会情境下也有了特色化的发展。在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离不开与媒体的互动。智库和媒体都是政治沟通的主体，对政治沟通议程具有重要意义，亦有助于增强政治决策的开放性。智库与媒体的融合之路值得进一步探索。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不断涌现，移动互联网新媒体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无边界、传播迅速等特征。随着它们的迅速发展壮大，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严重冲击，媒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此基础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成为适应新的媒体环境的必然要求。

与此同时，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碎片化形态，对数据的信息收集、整理与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相对应，公众对媒体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信息获取方面，而是对信息的深层意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媒体必须增强自身的智慧创造能力，对自身进行重构。

媒体与智库都是重要的沟通中介，一定程度上是政策源头，二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在美国，决策的先后过程可以体现媒体与智库在决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智库—媒体—国会（形成当局）—政策出台。具体来看，智库以影响决策为主旨，通过公开的方式向决策者和公众传递思想策略；媒体则以智库的研究成果为重要的新闻资源，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实现观点和策略的“二次传播”。媒体与智库均扮演着决策源头和沟通中介角色的同时，也各有区别：智库以团体决策为主，反映精英声音；而媒体的观点则反映普通民众的偏好，体现平民化。

智库的媒体化发展是智库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要求。智库的存在目的是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因此其智慧成果的转化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决策，传播功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媒体的智库化建设是新时期媒体发展的必然要求。媒体的使命在于向大众传播有价值的信息与资讯，内容不仅包括新闻事件，还包括先进的思想理念、深刻的观点评论、最新的科学技术等，这就需要媒体本身也进行智慧的生产。可见媒体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智库功能，智慧创造能力也是媒体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事实上，媒体的评论、社论、编辑部文章，以及调研、课题、理论文章等等，都是智慧产品生产。

媒体与智库进行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二者相结合将在舆情研判、咨政建言、议程设置、回应关切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建立媒体与智库之间沟通机制十分必要。从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实践来看，目前的融合方式可归纳为：智库为主体，与媒体建立长期良性沟通；媒体为主体，一方面努力打造“智库型媒体”，另一方面建立与重要智库的合作机制。

2015年4月21日，浙江杭州，2015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杭州开幕。重庆出版集团副总裁陈建军谈媒体融合。供图/CFP

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之路

媒体的“长处”在于渠道优势与传播优势，但其往往缺乏对重要政策的深度解读能力，而这则是智库的“长板”所在。取媒体渠道优势与传播优势之“长”，补智库理论产品发布渠道之“短”；取智库深度剖析与科学建言能力之“长”，补媒体研究能力缺乏之“短”，这是融合发展、建设媒体型智库的题中之义。媒体与智库应走出一条怎样的融合发展之路？

建设媒体型智库机构是加强媒体和智库融合发展的“首善之地”，发挥媒体的舆情研判、决策参考功能，建立利益相关方直接沟通表达渠道，扮演好媒体型智库机构的特殊角色。

首先，发挥媒体的行业优势，洞悉社会发展新现象、新问题。通过不断反映真实的舆情民意及其走向，为党政机关提供真实的社会调研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同时，媒体需充分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决策部门推送舆论引导领域的实施策略，包括运用新媒体获得智慧支持、利用“内参”等形式建言献策等，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除此之外，媒体还应利用自身舆情研判优势，做好民间智慧的汇集工作，窥见社会现象和言论背后的潜流，发挥舆情预警功能。

其次，运用媒体的传播技巧，进行智慧产品的二次加工。在媒体传播智库内容的过程中，无论是直接采访智库的专家学者，还是直接使用智库的研究报告，都不可避免地遇到晦涩难懂的内容。如何把这些智慧产品转化为易被理解接受、便于政策参考的智库产品，则需要媒体运用传播技巧，对智库观点进行通俗解读，使其成为可以“广而告之”的思想产品，比如增加图解新闻、漫画新闻、短片新闻等形式，适度减少全文转载或文字量加大的消息发布比例等。

媒体与智库的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一种常态化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媒体在舆论引导、议程设置方面获得长期稳定的智力支持，而且对政策发布后的舆情也会把握得更加及时准确。对于智库建设而言，亦可打破单一化的成果发布途径，找到权威、有效的发布平台，提升其对公共政策及社会发展的解读力与话语权。以国资委新闻中心（简称“新闻中心”）和国资委研究中心（简称“研究中心”）为例，可尝试建立如下合作机制（见图表）：

新闻中心发挥渠道优势与传播优势，为研究中心提供全媒体发布平台，定期发布研究成果，并主动设置议程，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性；承担“智库”功能的研究中心为新闻中心提供智力支持，尤其在议程设置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为新闻中心提供专家资源；在两个部门之间建立长期的联系人对接机制，通过专人负责日常沟通的方式，保持常态化合作机制的活力。

加强智库型人才储备

《财经国家周刊》常务副总编吴亮谈到，在推进媒体与智库融合的过程中，人才资源的匮乏是融合瓶颈：“有些记者去写研究报告，很适应。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是一个人员淘汰和更新的过程。”可见，在媒体与智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加强智库型专业人才的储备是关键因素。

就媒体内部而言，加强新闻中心和研究中心的人才流动，有助于挖掘和培养智库型研究人才。就媒体外部而言，则需建立专家人才库。公共政策问题往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仅靠单一领域的专家资源远远不够。因此，建立一个囊括多种行业的专家研究队伍十分必要。

利用互联网加强融合

近些年，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为平台的多种新媒体形式的蓬勃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为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创造了新机遇，提供了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智库应充分利用好新媒体，扩大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这里不妨借鉴美国智库的发展经验。美国的智库善于通过包括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在内的多种渠道与政府进行互动。在新媒体使用上，智库在政策制定前后都会充分与媒体沟通，给予旗下的专家在媒体和智库网站表达思想观点的机会。同时，这些智库的新媒体平台更新及时、内容丰富并且利用“大数据”思维，与用户形成了良性互动。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人扮演的角色是信息采集者，主要工作内容是报道事实。在融合媒体时代，媒体人的角色是平台搭建者，主要工作内容是聚合社会化信息。在大数据时代，媒体人的角色是意义生成者，主要工作内容是阐释事件的影响。

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二者不是分裂与孤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积极互动的。走媒体与智库的融合之路，建设媒体型智库，既要收集舆情信息，整合智慧产品，亦要利用好媒介手段，发挥渠道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决策者提供智慧支持，为普通民众普及国家政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文/李奡：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黄昭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