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法治思维，是网络安全管理的根本，也是保证网络意识形态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基础。

在新媒体语境下，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涉事人或群体身上贴着不同的“身份标签”，个人间的言论冲突也会瞬间演化成社会公共议题，论争过程中所外溢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新特征，对政府社会管理将起到关键作用。此次“文登事件”正为我们提供了样本。

2015年4月，因著名主持人毕福剑的视频风波，严重影响了中央电视台的公众形象，央视高层决定：严厉治理工作作风，从4月8日零点开始到4月12日零点止，暂时停播4天毕福剑在央视主持的所有节目。毕福剑因视频风波”离开中央电视台。供图／CFP

网络意识形态的新特征

如今，互联网仍然继续向低龄群体渗透，而网民则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在网民的职业结构中，学生占据各类人群的最高比例。网民结构低学历、低龄化的趋势也清晰地反映在了“文登事件”中，而候聚森本人也只是普通学生。

观察“文登事件”的发酵过程，初期，侯聚森和施暴者的争论尚处在矛盾的潜伏阶段，辩论“主阵地”也仅局限在百度贴吧。随着矛盾升级，“线上”的争论因言语不和直接转化成线下的冲突。正如侯聚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的那样，起初“没把那些扬言要打我的人的话当真”。而这里就有一个舆情敏感点，那就是候聚森个人信息的泄露。正是网络具有的开放、匿名、即时、交互等特征，促使各种意识形态的观点集中呈现在一个舆论平台上，不同意识形态的正面交流、交锋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而网络也为信息披露提供了技术条件。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与纷争，极易被“反动势力”所利用。不仅境外敌对势力会利用网络意识形态论争散布各种反动信息，割裂社会共识，国内的一些非主流思潮也会伺机而动。本次“文登事件”中候聚森之所以被打，就和他的爱国言论有着直接关系，而施暴者公开宣称自己受到境外组织的资助，不仅是资金上的，同时还提供信息上的支持。虽然该说法并未得到警方的证实，但这在网络意识形态论争中是绝不能忽视的现象。

主流媒体的口径变化，也是助推“文登事件”持续发酵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大众网发挥地域优势，对话候聚森父子的报道引发了大量关注，而以网易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则着眼于“施暴者”，抛出“侯聚森主动挑衅约架”的观点。媒体之间在报道口径上的差异，加剧了舆论吊诡现象。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方式的探索

首先，加强监管，避免煽动性言论误导网络视听。

网络是舆情发酵的主战场，同样也是意识形态论争的主阵地。无论是“周小平事件”还是“毕福剑事件”，亦或是此次“文登事件”，这些典型的网络舆情事件，演化路径趋同，最终往往都会形成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论争。不明真相的网民在一些极端言论的蛊惑下，容易产生网络“负面情绪流瀑”，进而使得那些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不断放大。因此，加强网络安全监管力度，完善网络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带有某种政治目的的舆情苗头，并进行有效的引导及干预，是防止网络舆情走向极端化的必要手段。

其次，有的放矢，抓好重点人群的思想教育工作。

在网络意识形态的纷争过程中，所涉人群的年龄、层次下沉的现象值得关注。究其原因，这与我国网民结构有直接关系。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4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底，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2.77亿，占整体网民的。青少年手机网民群体年龄偏高，岁年龄段青少年比例超过一半。青少年网民对互联网信任度高，依赖性强，安全意识较弱，容易受到极端思想的蛊惑。而高校作为青少年培养的重要阵地，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的思想动态，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样具有前瞻性的部署，正是对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再次，主流引导，助推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网络共识。

主流媒体担负着引导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然而，从网络舆论场的反应看，部分网民对于主流话语体系持有一定的排斥态度，主流媒体支持什么，他们就反对什么；主流媒体宣传什么，他们就不停地诋毁什么……这种唱反调的现象，严重阻碍了舆论场的融合，使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游离状态。而反观那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往往能够在特定的环境、时间、语境下“借尸还魂”，给人以一种“朝气蓬勃”的假象。一度否定并恶搞抗战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曾以披露所谓的“真相”等卑劣手段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值得欣慰的是，主流媒体据理力争，以客观的态度积极引导舆论回归理性，及时化解了非主流意识的蛊惑。同样，在对反腐、民生、经济建设等社会议题的设置上，主流媒体的社会监督功能已经深入民心，这也是媒体引导网络意识形态回归主流的基础。

最后，法治思维，网络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网络安全新问题不断涌现。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未出现之前，对网络的管理重点放在网媒、论坛、QQ群等网络平台，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类似“诽谤信息被转发500次可判刑”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这对遏制网络空间的种种乱象起到积极作用。法治思维，是网络安全管理的根本，也是保证网络意识形态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基础。以“文登事件”为例，从网络论战到线下“约架”，之所以引发舆论反扑，正因其忽视了事件背后存在的“网络黑恶势力”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给网民以草草结案的“刻板印象”。因此，将法治思维贯穿于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中，是化解网络“舆论定罪”尴尬、确保网络意识形态良性发展的根本途径。同样，也只有以法律的威严，才能令那些打着“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旗号的“阴谋论者”胆寒，真正使网络正气深入民心。

（文／马雪健 杨兼：荆楚网舆情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