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24日，先期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东部印江县的木黄与红3军会师。会师之后，两军统一进行了整编。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4、第6师；红6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团。两个军团总兵力七千七百余人，虽然没有正式成立两军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从此，两军结成了一个团结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
这时，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红2、红6军团如何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做到既牵制敌军，又寻求自身的发展，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两个军团领导人都在考虑的问题。
决策北进
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时，中革军委曾于10月22日电令红6军团与红2军团分开，单独挺进湖南西部的乾城（今吉首）、凤凰城、松桃等地区，开辟新苏区，发展游击战争。这一意见是基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需要做出的。根据最高“三人团”设定的目标，中央红军西进将沿红6军团西征的路线行动，最终在湘鄂西地区与红2、红6军团会合，因而要求红2军团继续留在黔东地区，而以红6军团单独进军湘西，争取在湘西地区能够形成一块大的根据地，“放下背包再打仗”。
红2、红6军团领导人则从敌情、地形和两军团的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对行动方针的审慎研究，认为：两个军团应该集中统一行动，合则形成拳头，分则势单力薄，容易被敌军各个击破。同时认为：红6军团不应该单独进入松桃、乾城、凤凰城地区活动，红2军团也不应该继续留住黔东地区，而应合兵挺进澧水上游区域，在湘西的永顺、桑植、龙山、大庸地区发动攻势，调动湘鄂两省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木黄红2、6军团会师旧址
红2、6军团会合标语
这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符合战争实情的决策，也是当时红2、红6军团发展的唯一选择。松桃、乾城、凤凰城是“湘西王”陈渠珍的老巢，不但驻有陈渠珍的新编第34师，而且土著武装很多，枪支不下数万，加上当地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与汉人隔阂很深，红6军团孤军深入很难立足。而以梵净山区为中心的黔东根据地当时很不巩固，且高山峻岭，地幅狭窄，人烟稀少，湘川黔三省的国民党军正对黔东根据地形成合围，各省的反动民团、保安团也结成了“剿共联防”，红2军团坚持斗争困难很大。而湘西北的永顺、桑植、石门、大庸、慈利地区，地处湘鄂川黔交界地区，经济虽然落后，但地域广阔，敌人力量薄弱，且派系林立，战斗力不强。更重要的是湘西党的影响比较大，群众基础较好，且是贺龙的老家，也是他率部长期活动的地方，旧部亲友众多，在当地拥有崇高的威望，很容易打开局面。贺龙说：“那里不是陈渠珍的老地盘，他不如我熟，群众也支持我们党和红军。我们出兵湘西北，可以牵制湖南、湖北一大批敌人，能够支援一方面军。我们把这批敌军背起来，也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嘛。”任弼时问：“去打得赢吗?”贺龙非常有把握地回答：“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
两个军团领导人经过认真分析，最终接受了贺龙提出的建议，决定红2、红6军团一起挺进湘西北，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2军团领导人（左起：贺龙、关向应、任弼时）
红2、红6军团挺进湘西北的决策，遭到了“左倾”错误路线控制下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坚决反对。李德控制的中革军委致电任弼时等人，认为红2、红6军团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要求两军继续分别受中央和军委直接指挥，红6军团立即向乾城、凤凰城等地区出动。
南腰界红3军司令部旧址
红2、红6军团领导人慎重考虑后，于10月28日联名复电中革军委，申明理由，指出：“在敌我及地方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2、6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两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同一天，即10月28日，红2、红6军团由贵州、四川交界的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湘西北进军。
但10月29日，中革军委再次发出电令，严厉指出：“2、6军团绝对不应合并”，并具体划定了两个军团各自活动的地域。贺龙、任弼时等人以对革命负责的态度，不顾“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下的中央和军委的反对，决定：坚持原定方针和计划，两个军团统一行动，挺进湘西北的决策不变。
红2、红6军团六千余名将士整装踏上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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