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2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逝世，享年87岁。威廉姆森教授是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所创建的交易费用理论（TCE）是新制度经济学重要分支。威廉姆森教授将经济中的“交易”作为最基本分析单元，采用契约论的视角，借助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引入了不完全契约中的策略行为问题；把独自地和协调地采取适应性措施作为市场和科层制两类经济组织共有的核心问题；提出了资产专用性概念，并吸收民法学家麦克内尔的契约分类方法，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框架。

交易费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组织边界、治理形式的重要视角和思维，尽管提出了几十年时间，对互联网时代仍具有较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其相关联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技术的出现，对产业、企业组织的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产生极大的影响。据方竹兰等学者（2016）关于互联网产业发展对交易费用的影响研究表明，从2004年到2012年，互联网产业发展对各行业交易效率提升整体达29%以上，对于租房、租车、餐饮等行业影响更是巨大。由此所带来交易费用对产业组织形态、企业管理业态的改变是值得我们思考。

一、交易费用变化对企业边界的改变

交易费用理论源于经济学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兴于威廉姆森教授。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存在就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替代。由于市场交易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专用性资产等现象，会相互影响并大幅提升市场的交易费用，因此通过企业内部控制协调的方式能够有效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与此同时，随着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成本会快速上升，当通过市场交易配置资源的交易费用等于企业内部控制协调成本之时，就是企业存在的边界之所在。

而互联网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出现对使得企业进行市场交易的交易费用越来越低于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企业更倾向于凭借自身核心技术或设计能力, 通过契约、参股或平台加盟等形式，利用高技术信息手段整合优势资源，形成产供销整体协作网络。这表明企业组织的内部边界（管理边界）在持续缩小，而外部边界（控制、影响边界）在不断扩大，突破传统企业成长的极限。因为传统企业随着自身规模不断扩大，自身内部管理协调成本也持续上升，当等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之时，企业的增长规模达到极限。而通过核心技术、资源所控制的协作网络，不受内部管理、协调成本制约，其增长速度及规模远远超过传统企业。像传统工业时代巨头通用电气、福特汽车等企业，自身拥有着几十万员工，自身内部固定资产额达到数千亿乃至万亿元（内部边界巨大）。而互联网时代商业巨头，阿里、腾讯、滴滴、美团等企业，自身所拥有员工数也就数千至数万人，自身内部固定资产额也就几十亿、几百亿元（内部边界小），但其所控制、所影响、所加盟的员工可能达数百万、数千万人，相关影响资产可能达数十万亿，远远超过传统工业时代企业的边界。

交易费用对企业边界的改变带来的不仅仅是规模的变化，更重要是经营模式的变化。这些由企业与企业所形成协作网络往往直接面向客户, 减少了中间商环节，直接向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而客户的需求也能直接反馈给协作网络, 由成员企业迅速调整设计、改进方案，有力增强了企业经营的弹性和柔性，使得企业能够快节奏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迅速对外部环境变化做出调整，防止僵化、固化，不断提升网络整体核心竞争力。

二、交易费用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思路和路径

资产专用性是交易费用理论中重要概念。威廉姆森教授指出资产专用性指的是一种专门性投资，这类资产一旦改变用途或者使用者都会招致难以忽略的价值损失，也就是说合同双方必须“唇齿相依”，且唇亡必齿寒。专用性资产一方面为交易双方量身定制，降低双方反复使用成本，另一方面也提高双方交易风险。为了缓释此类交易风险，交易双方要么设计可信承诺或监督机制，要么兼并或者收购，由此产生“治理结构”。威廉姆森将各种交易属性、资产专用性水平与市场、企业和中间组织治理结构进行比较, 确立不同交易相适应的有效治理结构，建立了治理结构匹配分析框架。

在传统工业时代，企业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企业内部，企业通过内部价值链的整合、重构创造差异化优势，企业为了增加差异化来源，同时为增强客户粘性，锁定客户，往往相关配套产品资产专用性较高，不同企业之间产品难以兼容，例如传统索尼、松下电子产品主机和耳机、音响等零部件间均不能与其他电子产品兼容。而进入互联网时代，一方面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企业之间竞争不再是单体企业的竞争，而是不同协作网络、标准、体系之间的竞争，竞争优势不再仅来源于企业之内，更多来自于企业之外，要增强企业竞争优势首先要先开放这个体系，让体系内的成员不断增长，用户不断扩大，创新的来源也就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技术发展，信息平台的搭建，模块化技术的成熟，也为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提供了技术支撑。不同企业的软件、硬件、操作系统的兼容、互通程度不断提升。

互联网带来的企业资产专用性的改变，为企业组织商业模式的创新带来很多契机和路径。原先封闭的，资产专用性强的生态体系，通过技术上模块化、标准化的接口，平台模式的创新，打造成开放兼容，“资产专用性”较低的开放生态体系。例如，华为通过授权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后续又开放鸿蒙操作系统、方舟编译器源代码，打造的开放性手机生态体系，超越苹果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成为世界第二大手机制造销售企业。通过低资产专用性，打造开放兼容平台，扩充平台生态系统影响、控制的范围，通过体系、标准的创新获得竞争优势成为未来互联网时代产业发展重要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开放网络平台价值不在于网络本身，也不在于网络大小本身，而在于网络内的协同创新程度和来源，如果试图通过扩大网络来套取流量和现金，最后只能涸泽而渔，只有不断在开放系统内吸收系统成员知识、智慧，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才可能实现开放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三、信任（Trust）在组织治理中的作用更加凸显

威廉姆森教授认为组织治理的方式包括市场治理、企业治理和混合治理模式，三种治理模式各有优劣，各自对应不同交易费用下的交易情景和契约类型。同时，威廉姆森教授提出交易费用受到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氛围（Atmosphere）的影响。也就是不同交易费用水平决定不同治理形式和治理文化，同时不同治理文化反过来作用于企业的交易费用水平。传统工业时代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部控制协调，都倾向于通过“竞争”手段来摆脱依赖性防止被锁定从而降低成本，企业间、企业内部信任程度往往较低，机会主义行为时有发生，监督、执行成本较高，这种不信任氛围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交易费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组织知识、技术含量不断提升，以信任为基础的知识共享、信息交互成为组织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也为信任文化建立提供客观土壤。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对交易费用影响进而改变企业边界，产业联盟、技术联盟、平台加盟、产业集群、特许权经营等介于企业组织和市场之间的“中间型组织”混合治理模式的形式和数目急剧增加。混合治理模式既不像企业组织内部的“命令控制”，也不像市场交易的“竞价竞争”，而是通过友好沟通和反复协商模式。“中间型组织”往往是通过核心技术、资源为纽带缔结而成，知识属性较高，组织间的信任水平直接决定联盟企业的感知能力、个体行为以及组织学习等。信任成为“中间型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所在，是组织间信息交换和知识共享决定性因素。

这就要求企业的经营哲学，从传统的以相互竞价、权威命令为主的“零和博弈”思维转变为以非权力性影响力、关系嵌入性为主的“合作共赢”思维，从西方的竞争文化转向东方传统的合和文化。“中间型组织”中供应商、客户和主体企业之间不再是简单价格竞争者关系，而是创新的协同者，通过知识分享、交互、外溢，共同碰撞创新亮点。例如海尔集团的智能家居产品，吸收来自多个国家外部供应商和专家团队意见，汇集上百万客户的交互体验，运用大数据分析最终形成产品初步创新方案；再如武汉光谷高技术产业集群，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基于共同地域文化、创新文化，建立相对稳固信任合作机制，通过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充分合作以及创新要素的共享，构建起完整的创新体系和创新网络，从而实现协同创新。“中间型组织”内的企业通过逐步建立信任基础和默契，自觉的、经常性进行知识共享、信息交换以实现联盟企业间协同创新，共同创造更大资源优势。

四、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相关技术降低企业及产业组织信息不对称程度及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不像企业物流、仓储、原材料、人工等费用可直接感知和度量，但它却对企业经营成果、产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威廉姆森教授提出交易费用包含信息搜寻成本、信息交换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对方违约给企业带来成本）。这些都与企业日常经营、交易活动密切相关。如果市场、产业的交易费用过高，行业内企业间交易的频率、活跃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市场资源配置难以得到有效匹配，而过高的监督和违约成本也使企业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技术创新，限制其创新能力提升，企业业绩也将受到影响。因此，无论是产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亟需通过各项信息技术手段来降低交易费用，提升市场整体的透明度和成熟度。

政府层面上，通过大数据共享和建立多层次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打通不同行业间、区域间“信息孤岛”，建立党、政、学、企信息共享平台，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效降低产业内、企业间信息搜寻成本、信息交换成本、决策成本，并通过信用体系建立减少企业的监督成本、违约成本，从而全面提升市场的交易频次、活跃度，使得企业专注于自身核心技术能力提升而不用担心技术被窃取或被“敲竹杠（hold-up）”，为市场、产业的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企业层面上，通过区块链、二维码等相关信息技术，增强公司产品、流程、服务的可追溯性，可验证性，例如国内很多有机农产品企业也都通过二维码技术实现其产品可溯源，可识别，国际零售巨头沃尔玛和Bext360开始使用区块链追着其供应链上产品和公司，确保其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市场对企业、企业对市场双向的交易费用，提高企业对产品品质的管控能力，提升产品、服务品质，增强企业的品牌声誉和美誉度，防止优质企业被“逆向选择”和“劣币驱逐良币”，最大限度实现供求双方的最优需求匹配，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作者：陈铭，系中央网信办规划财务局干部）

参考文献

1.[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M].张群群、黄涛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王健、方世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3.[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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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东,张捷.威廉姆森学术成就的方法论成因及其意义[J].经济评论,2012.2.

6.方竹兰等.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对交易费用的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