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启恒：信息时代的人就应该有信息时代的精神

编者按：“全球互联网口述史（OHI）”工程由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方兴东博士于2007年发起。该工程选取对中国乃至全球信息领域全程发展有特殊贡献的人物，通过深度访谈，多层次、全景式反映中国信息化发生、发展和全球崛起的真实全貌。这些“口述者”是信息化发展进程中的代表人物，是凝聚时代变革的典范，聚焦和深入透视他们，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的精彩，展现人类独特的创造力。在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25周年之际，本刊连载“全球互联网口述史（OHI）”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胡启恒：信息时代的人就应该有信息时代的精神

人物简介：胡启恒，女，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是中国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领域最早的探索者之一。曾领导中国科学院开放性实验室“模式识别实验室”的建设，为中国发展模式识别学科作出了贡献。1996年担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2013年入选国际互联网名人堂，成为首位入选国际互联网名人堂的中国人。

2009年8月，互联网缔造者之一Vint.Cerf 来北京参加未来互联网论坛时，胡启恒与他进行交流。 供图/胡启恒

使我感到骄傲的一件事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与互联网蔓延到全球的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主要驱动力是科技界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首创精神，而且形成了多方治理结构。2003年和2005年召开WSIS（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坛）时，全球非常强调互联网治理要靠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我们在建立CNNIC工作委员会的时候，就体现了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理念，而这个委员会主要是我倡议建立的。

中国互联网最初的管理雏形是一种制度创新，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但这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有一次科学院科学伦理委员会让我谈“互联网精神”，我觉得很好。过去总是在讲互联网故事，现在更应该关注互联网精神。因为互联网物质上的强大已经人人认可，这个行业太大了，它在经济方面的能量是无可比拟的，但是互联网精神目前关注的人还太少。

国际互联网协会（简称ISOC） CEO Lynn Amour 代表ISOC 向中国互联网协会赠送奖牌，感谢协会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供图/胡启恒

遵守道德规范，重视互联网精神

什么是互联网精神？它有它的基因，这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互联网接入到中国以后，在跟它的原始基因发展环境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依然保留了“看”。当然，这里的“看”不是说看书中的每个字，而是作为一个索引，让用户能知道这本书在哪儿可以找到和买到。亚伦·斯沃茨就是想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找到书，但是他未经许可扫描有版权的图书的行为，违反了当时美国的《知识产权法》。

他做这件事做得太早了，有点儿乌托邦的意味，但是这种精神我认为是要倡导的。美国联邦法院判谷歌胜诉这件事值得深入思考，它提醒我们不要习惯性地站在发展的对立面，而要给为了未来努力的人开辟一条路。

与互联网有关的组织，包括互联网协会、互联网实验室，都应该大力宣传互联网精神。互联网的创新和其他创新不一样，其他创新往往只是一个技术，而互联网创新开创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跟精神有关，信息时代的人就应该有信息时代的精神。

比如，你在网上侵犯别人的隐私，暴露别人的照片，这就不符合信息时代的精神与道德标准。因为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有了强大的力量，都可以把一件事立刻告诉全世界的人。如果不遵守这个道德规范，那他人就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这样不但侵犯了个人的权利，而且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所以这个“道德”和“精神”一定要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提升。

“0.7 分”的故事

说起我们做国际联网的起因，离不开NCFC的大力支持。当时国家计委已经定下来这个项目，让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三家来投标，我的任务就是组织队伍去投标。当时我组织了几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专门找了一个地方，研究怎么样才能把标书写好。我们写完了标书就开始投标。

评标结果出来，我们的分数只比清华和北大多了0.7分。当时我很紧张，如果我们比别人多很多分还好，可是就只多0.7分，这0.7分没有太大的优势。我就赶紧去找计委的副主任张寿，我说： “张寿同志，我们这个招标是在你计委主持下进行的，这个招标分数算不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是有人来找你说情你可不能动摇。”张寿让我放心，他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听到他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当时向周光召院长汇报，说我们组织了很多人，关起门来干了很长时间，很辛苦，最后我们胜出了，但是胜得不多，只有0.7分。

这个项目如果是由清华大学或者其他学校主导的话，我想我也会来做这件事，因为当时科技界对互联网的需求确实非常迫切，这个需求是从科学家的层面来说的。比如我们科学院的高能物理所跟西欧核电子研究中心（CERN）有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记录下来的数据是海量的，但是这些数据要通过X.25交换到西欧核电子研究中心，相当于打长途电话的费用，费用很高，几乎所有的科研经费都用在交换数据上了。所以，科技界非常迫切地想实现计算机直接联网。

1993年，我们完成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清华、北大、科学院三个校园网也都完成了，主干网也连上了，就等验收了。这时候，我们提出了要联网的需求。我当时是NCFC项目管委会主持人，管委会是国家计委和科学院合力促成的。当时科学院就多0.7分，我们牵头，清华、北大想必是不太服气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一定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千万不能产生冲突。作为科学院，我们一定得承认清华、北大的强大，承认他们的优秀，所以我对他们非常尊敬，一个一个地拜访。在成立NCFC管委会之前，我去拜访过教委主任朱开轩。他让我放心，虽然清华、北大没有中标，但他们会顾全大局，一定会尊重牵头单位。

科学院的责任很大，要对国家计委负责，要对世界银行的这笔贷款负责，让我放手干，管委会决定了就干，不必事事来向教委汇报。

这对我是非常大的支持，因为这个项目本来是跨部门的，是科学院和教委两个正部级单位之间的事情，要讨论NCFC的工作怎么做、钱怎么用这些问题，如果在两个部门之间周旋，合作就会很困难，效率会很低。所以，朱开轩主任授权NCFC管委会跟进这个项目有关的事情，是对我们牵头单位最大的支持。这个项目当时有420万美元、500万元人民币经费，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资金。

然后，我又去拜访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个学校的副校长。清华大学参加管委会的是梁尤能副校长，他让我不要有顾虑，他们一定会团结合作，和大家一起把这项任务搞好。北京大学计算机中心当时的主任是张兴华，他的态度也是如此。

所以，NCFC项目进展一直非常顺利，大家团结合作，非常愉快，没有任何矛盾、冲突和摩擦。虽然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都能够摆在桌面上来公开讨论。我们的财务是完全公开的，每次开管委会，我都会先把财务报表拿出来念，钱怎么用都向大家报告。因为项目经费后来就由科学院监管，事情都是大家商量一起办。管委会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很民主、很公开，这是合作的基础。

(本文根据访谈整理，文字有删减。欲了解完整版，请关注《全球互联网口述史（OHI）》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