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后期，法国教育家和思想家卢梭在《新爱洛依丝》中指出，教育哲学不能拘泥于改进传授信息和概念的特定技巧，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发展学生的性格、品位、价值观与能动性，以便青少年可以自主学习和实践自我控制。在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转变而引发的激烈动荡中，卢梭超越传统的校园式教育模式，对工业革命后青少年的社会化问题作出解答。

　　当下，随着信息化取代工业化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青少年的社会化教育面临的挑战也发生了变化。青少年身处的新场景，从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和光怪陆离的城市街景，变成目不暇接的社交媒介和铺天盖地的知识信息。在这个新的变革时期，卢梭的教育问题是否应该重新作答?在信息社会和智媒时代，青少年教育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2月24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大邵青少年服务中心，每个周末都会开设免费公益小课堂。供图/视觉中国

　　媒介重新定义知识的价值

　　知识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形式，而是处在不断的运动之中。我们正生活在“知识社会”或曰“信息社会”之中，一方面，媒介不断深入地塑造和控制人们交往和行为的尺度与形式；另一方面，人们对媒介和知识的依附程度也远远超出前人的想象。

　　1457年德国古登堡印刷术的诞生，标志着机械化印制的信息处理媒介允许批量化的视觉符号独立于自身而存在，并开始“改变信息的创造和传播方式”和“知识共享空间的范围和内容”。印刷媒介具像化了知识，重塑了知识生产、贮存、流动和接收的模式。19世纪末，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促进声音、图像和书写的分离，开辟信息技术的时代。电子媒介重塑生态和社会环境，信息与知识也逃离文本和物理时空的桎梏。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便计算出大约5万份科学期刊产出600万篇论文；1969年的一次调查还发现每过8年物理学出版物就会翻倍，社会学类则只需3年。可见，知识实体已然成为网络本身，思想和观念的对冲碰撞提供了日益增加的丰富多样的知识领域。

　　知识的价值也在重新被评估。在传统儒家的思想中，知识、教育与学习始终与人的根本价值相关联，构成伦理的核心。千百年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知识都是极端重要的价值根基。在近代，知识的价值悄然发生变化，从伦理领域延展到商品领域，具有更大的交换价值。层出不穷、加速迭代的各种媒介则在正式与非正式的教育体系之间，扮演着存储者、传播者和创造者的角色。

　　如今，新的信息传播媒介改变了人们的感觉比率和知觉类型，知识和教育领域发生着更大的变化和更深刻的变革。未来的知识分享平台必须以智能信息技术作为基础，赋予用户更多的参与和互动的权利，逐步实现众创(crowd-creativity)，并最终满足个人对信息、娱乐以及心理的需求，实现精神交往。

　　青少年与媒介教育的理论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中，青少年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不再局限于原生家庭和学校，内容丰富的传播平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即将来临的5G与人工智能技术将突破信息储存与传输的天花板，知识的传播不断外延并围绕个人进行重塑，已有的青少年与媒介教育的理论也将出现新的变化。

　　知识沟与文化反哺。蒂奇诺等人在《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距增长》中提出“知识沟”概念，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获得媒介知识的速度是不同的，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数字鸿沟”理论假设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差异会造成信息鸿沟的出现。中国学者周晓虹提出“文化反哺”，描述在激烈迅速的文化变迁中，年长一代人对年轻一代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和谋生技能等进行文化吸收的过程。如何在代际之间缩小知识沟和数字鸿沟、推动“文化反哺”，也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课题。

　　媒介与青少年社会化。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在信息时代，这一社会化过程与媒介和信息密切相关。由媒介传递的习俗、制度、文化和共同行为组成的知识背景会形成青少年思考时依据的“河床”、组合为青少年的“知识储藏”，构成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模式。决策者、教育者、业界和学者应共同努力，使得全景化数字时代的青少年社会化过程呈正向关系。

　　终生学习理念。终生学习的概念是随着知识的数字化，于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逐步成为一个教育概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成为许多国家制定政策和教育方针的理论依据。终生学习的理念要求全社会的教育者提供多层次、多维度的新百科全书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下的新时代社会需求，还是个人价值的重新估量，都要求青少年时期培育全面的知识根基和优良的学习能力。

　　走向众创的智慧化知识平台

　　未来的知识社会的走向必然是要以知识经济为主，而未来的媒介平台必须要坚持知识普惠和可持续发展走向。一方面，国家将会继续加强和优化教育服务，遵循青少年成长的特点和规律，坚持不懈地推进教育信息化；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和流通的数字化，教育工作也需要一些众创类型的智慧化知识平台来承担。

　　例如，“学习强国”这一兼顾政治性和教育性的App，通过技术与内容的双重建设塑造融合平台，为党员和群众提供移动传播时代的学习源泉，并形成中央与地方、全局与支部、组织与群众的全面学习网络。针对青少年教育，众创类型的智慧化知识平台也应当致力于汇集集体智慧，承担起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和互动的责任，同时必须通过技术手段来设定知识范围、框架标准和新的文化参照系，为青少年成长塑造一个良好的拟态环境。

　　故事化激发。智慧化知识平台要坚持内容的故事性。故事往往包含人类集体或个人的知识经验，可以承载较高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作为稀缺性的创意合集，故事性内容的生成不可能仅靠传媒专业人员生成，而是更多地需要激发广大用户的智慧。也就是说，现有的专业生产内容(PGC)是不够的，机器生产内容(MGC)是不够的，普通的用户生产内容(UGC)也是不够的，必须更多地依靠“人(创作者)—机互动”，乃至“人(创作者)—机—人(用户)互动”完成。智慧化知识平台必须要更加深切地介入内容生态建设，才能有效地将信息知识作为发展的动力，充分释放蕴藏在亿万中国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

　　自主化学习。信息时代中，教育和社会化的过程不再是单纯地填补空白，而是尝试更好地处理“传授知识”与“培养智能”之间的关系。随着知识边界的不断扩张，教育界和传媒界的从业者需要通过各种信息化手段，促进和引导学生的自我发展，注重培养青少年的自主能力、研究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模仿能力和组织能力。“慕课”(MOOC)通过“互联网+教育”的打造，为公众的自主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目前教育部已推出1291门国家精品慕课，另有12500门慕课上线，在校和社会学习者已超过2亿人次，还专门为“学习强国”提供了400多门精品慕课。

　　链接化分享。智能化的知识平台需要带有社交的属性，用户喜欢分享自己喜欢的内容，这样不仅可以促进人与人的交往，更会形成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分布式的知识布局。通过建构分布式的内容生态，智慧化知识平台才得以实现分享效果的最大化。互联网的新实践中，有四类青少年热衷的传播平台都可以为教育提供辅助。一是“共建百科类”，二是“兴趣社区类”，三是“问答分享类”，四是“弹幕参与类”，这些新平台最大的优势是建立平台、网络、框架，由用户自主分享内容，从而能够扩展内容的边界。

　　实践化导向。实践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这也正是“知”与“行”的辩证统一。正如传统时代的知识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一样，数字时代的知识、教育和学习也必须能够实现线上线下的有机贯通和顺畅连接。一方面，互联网为青少年提供了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另一方面，它又需要为青少年提供舟楫、船帆和锚，使他们能够到达坚实的实践土地。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及家庭将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在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中，与父母一起动手做小实验、一起到田野中认识动植物、一起种花种菜、一起读书和聆听音乐，都是最美好的回忆。智慧化的新媒体平台在出台各种“青少年模式”以进行控制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开启“父母模式”，鼓励家庭共同借助新媒体激发的知识兴趣，从线上走向线下，从知识真正走向实践?这不仅对青少年教育大有裨益，而且将文化反哺与社会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教育的真义。

　　众创类型的智慧化知识平台将是未来内容的集散地，也将成为未来知识传播的“信息源”。处于发展黄金时期的青少年不可避免地会接触互联网和新媒介，教育者和社会组织有责任给予其正确的引导，为青少年提供丰富的知识内容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满足青少年把日常生活中真诚的、单纯的、热情的感知与想象进行分享的意愿。国家和平台应该鼓励青少年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把日常生活中的奇思妙想和纸面的知识作为创造性生产力的来源，从而建构知识和分享知识，从而实现更积极的成长。(胡正荣：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教授；张英培：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