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一词,在不同时代的东西方文化语义中均有所差别,时至今日,尚无一个统一明确的概念能够科学全面地定义该词汇。正如苏联学者安东诺夫所言,舆论产生的基础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其他一系列环境。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演化,舆论也总是以潜在或外显的方式发生变化,与客观环境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进时代的发展。

  笔者经过初步研究认为,现代汉语中的“舆论”概念有三个思想来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舆人之颂”概念;二是启蒙运动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舆论”概念;三是共产主义革命斗争的“舆论武器”概念。三条脉络相互交织,衍生出当代“公共舆论”的若干定义。上述三条脉络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新时代的舆论工作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遵循“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方针,充分吸收了中外舆论观念的精华。在互联网时代,已经逐步形成全新的中国特色“网络舆论”观念。

    2018年11月18日,“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北京举行,图为新华通讯社展台。 图/本刊记者 潘树琼 摄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舆人之诵”

  20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历史学、语言学、传播学学者考证,认为“舆论”一词经历了“舆-舆人-舆人之论”的历史演化。《说文》释曰: “舆,车舆也”,“舆”本指车厢,后泛指车。《国语》记载,“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浩也。”学者考证认为到战国末期, “舆”才逐步有“众”的含义,《史记》中有“人众车舆,万物殷富”说法,《三国志》有“惧彼舆论”词语。到汉末西晋,东汉儒经学大师郑玄注释《周礼》、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韦昭注释《国语》,西晋时期著名学者杜预注释《左传》时,均认为“舆,众也”,后世辞书多引郑玄、韦昭、杜预注释,将舆论与众人之论等同,与当今“舆论”概念才有相近之处。

  唐朝之后,又出现了“舆情”一词,始见于中唐诗人李中所作《献乔侍郎》一诗: “格论思名士,舆情渴直臣。”清代《聊斋志异》中也有“伏祈断奸佞之头,籍贪昌之产,上回天怒,下快舆情”的说法。

  西方启蒙运动的“公共舆论”

  英语词汇“opinion”最初源自拉丁文的“opinio”,意为“众人的没有得到充分论证不确定性的判断”,从拉丁文原义不难发现,西方古代语境的“舆论”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舆论实体是“判断”,是人对事物和现象的一种认知;二是舆论主体的数量有一定要求,是众人而非个人或少数人;三是舆论内容性质具有不确定性。

  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社会形成,兴起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充分认识到“舆论”的政治意义,呼唤和肯定“舆论”作用。洛克(John Locke)1690年于《政府论》中写道, “人们判断行为的邪正时所常依据的那些法律,可以分为三种:一为神法、二为民法、三为舆论法。”即神法掌握在宗教手中,是神权用于管理教徒的法则;民法掌握在王权和贵族手中,是统治者管理国家的法则;而只有舆论法是部分掌握在新兴的第三阶级也就是广大的资产阶级和市民手中。

  卢梭首次提出“公共舆论”(publicopinion)的概念,他区分了公意和众意之分,认为公意着眼于公共利益,充满着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是正确的接近真理的;而众意着眼于私人利益,是众多私人利益的集合或总和。

  在资产阶级建国的过程中,这种“舆论自由”的观点嵌入其革命学说和建

  国纲领之中。哲学家休谟提出“政府仅依赖民意而得以成立。在最专制独裁的政体是如此,在最自由、最孚众望的政府也是如此”。美国国父杰斐逊支持的《国民公报》的口号就是“公众舆论限定每个政府的职权范围,并且是每一个自由政府的真正主权所在”。舆论成为限制乃至决定公权力的关键性因素,在欧美竞争性政党选举政体下,舆论不仅直接左右选票,更是监督公权力的重要工具,被称作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

    共产主义革命斗争中的“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孕育于资本主义发展之中,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学说和政策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形成早期的无产阶级舆论观,并且亲自参与舆论实践。马克思、恩格斯观察到舆论的很多特性:其一,舆论是变化的而非静态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二,舆论不完全等同于民意,很多情况受到操控;其三,舆论已经并应当对社会的多个方面有着深远影响。

  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要重视舆论斗争,马克思在创办《新莱茵报》时提出“喉论”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恩格斯提出“阵地论”观点,即“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

  列宁在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舆论观,明确了舆论的重要性、政治性、阶级性、工具性。列宁进一步要求建立党的“机关报”,培育党的主流“舆论”,他指出, “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话。”网络时代“舆论”的多元属性在当今中国,网络舆论具有多元属性。因而,不能狭义地理解网络舆论,以及单独使用某一种网络舆论属性去开展工作。笔者认为,当今网络舆论至少包括下列属性:

  (一)网络舆论的权利属性。网络舆论的基础是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会极大地压缩公共舆论空间,抑制公民之间、组织之间、公民和组织之间的信息交互。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宪法》中均将言论自由纳入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中。例如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保障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言论自由属于《宪法》与基本法律的当然解释。

  (二)网络舆论的政治属性。网络舆论与国家安全、政治稳定息息相关。一面从法理上,网络主权是作为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中的自然延伸,主权国家对包括本国网络舆论在内的本国网络具有管辖权、独立权、防卫权等。2013年6月24日,联合国大会发布决议,明确“国家主权和源自主权的国际规范和原则适用于国家进行的信息通讯技术活动,以及国家在其领土内对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管辖权”。另一方面从现实政治考虑,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三)网络舆论的社会属性。网络舆论是虚拟社会形成与发展的伴生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网络虚拟社会也不例外。例如,网络虚拟社会同样存在网络社会分层、网络社会秩序、网络社会交往、网络社会文化、网络社会犯罪、网络社会组织等等。网络社会分层的矛盾、网络社会文化的矛盾、网络社会秩序的矛盾、网络社会犯罪的矛盾等,积累和演化到一定程度,多会引起网络舆论事件。反之,网络舆论事件也会影响网络虚拟社会乃至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社会文化。因此,网络社会和谐有序也是当代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网络舆论的传播属性。网络舆论的实质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大众传播现象。纵观传播媒介发展,人类传播经历了早期的非语言传播时代、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书写时代、印刷时代,于20世纪初进入电子媒介传播时代。有学者认为,电子媒介传播时代中,又先后出现五种媒体,报纸刊物(第一媒体)、广播(第二媒体)、电视(第三媒体)、互联网(第四媒体)、移动网络(第五媒体)等,人类传播行为高度依赖于媒介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传播的“泛在化”特征,使网络舆论的传播过程加速、传播效果倍增。网络舆论演化过程中,在共性传播规律上又逐步形成了特殊的网络传播规律,例如复杂信息系统演化的自组织、人机协同等等。正如语言学者研究所示,目前现代汉语指代的“舆论”一语已脱离原有语境,不断融入时代内涵和属性。希望通过厘清舆论概念的演化脉络,分析网络舆论的多元属性,有助于舆论工作者更加全面、科学地开展网络舆论研究和舆论治理工作。(金鸿浩: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网上舆论斗争的核心理论与实务方法研究”[项目编号:15BXW05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