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大数据技术，通过互联网采集多语种海外舆情主体对“一带一路”建设相关议题的报道和发文，研究海外舆情的特征和规律，为更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传播提供对策建议。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际舆论格局趋势愈加复杂多变。以全球媒体、社交平台和高端智库为代表的多元舆情主体，对“一带一路”相关议题的关注焦点、关注程度、情感倾向各不相同。本研究基于大数据技术，通过互联网采集多语种海外舆情主体对“一带一路”建设相关议题的报道和发文，研究海外舆情的特征和规律，为更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传播提供对策建议。

　　6月20日，上海，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文化圆桌论坛举行。供图/CFP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本文对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全球18个语种、27个国家和地区的482家海外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和海外华文媒体，不包含中国媒体海外版），20家高端智库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分析报道总量超过19万篇。研究发现：从媒体报道的热度和走势上看，海 外媒 体“一 带 一路”建 设 报 道 数量趋于稳定，三大主流英文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的发文从2017年第一季度可见度几乎为零，到目前发文逐渐增加、趋于稳定。根据其前20名的顶级智库官方网站进行内容搜索并做议题分析，从智库发文数量来看，全球排名前20位的世界顶级智库对“一带一路”建设始终保持高度关注。从情感倾向上看，媒体报道的整体态度以中性和正面为主，负面态度占比虽低但呈缓步增长趋势。社交媒体发文的情感倾向则呈现出中性态度走高、正面态度走低的态势。全球智库对“一带一路”建设持积极态度的文章数量波动增加，保持中立态度的文章数量在持续减少，保持负面态度的文章数量在2017年占比始终稳定，保持在10%－20%的比例，但在2018年第一季度出现大幅上升。

　　从报道的议题上看，海外媒体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关注和报道基本集中在宏观话题，如国家战略、经济贸易、能源战略等。词频分析显示“一带一路”建设对印度、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备受海外媒体关注。

　　正面议题包括“一带一路”带动沿线交通设施发展、实现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带来商机与投资、促进贸易发展；“一带一路”推动国际合作、带来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带动沿线人文交流、弘扬丝路文化； “一带一路”促进全球经济转型、推动经济全球化。负面批评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的面子工程、制造经济泡沫等方面。通过对智库文章的内容解读，发现“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潜在威胁、 “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这三大议题最受关注。

　　总的来说，海外媒体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报道热度趋于稳定，报道高峰与我国主动开展的外交活动和信息发布呈现同步态势，这说明我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议题设置效应初步形成，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涉华报道的重要背景之一。

　　从舆情主体分布上呈现出发达国家/地区媒体重点关注、周边国家/地区媒体密切追踪、沿线国家/地区媒体持续发力的特点。 “一带一路”建设“正”“负”面报道的国家/地区媒体阵营已基本稳定。以正面和中性报道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中国香港；以负面报道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 “一带一路”建设相关议题在社交媒体能见度的稳步提升，意味着“一带一路”已由过去的国家话题、机构话题逐渐渗透到公众和社会领域。

　　对接“五通”建设的海外媒体报道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为重要内容和目标，研究团队对2017年1月到2018年3月与“一带一路”五通建设的相关报道进行了持续的监测和分析。

　　从2017年第一季度“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点建设项目几乎“零报道”的局面到逐渐引起所在国媒体的报道，经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项目受到的媒体关注度最高。从“五通”重点项目的整体报道数量来看，最受关注的是“设施联通” 和“资金融通”项目，最受关注的项目包括中巴经济走廊、亚投行、瓜达尔港、丝路基金、帕德玛大桥、汉班托塔港、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尼亚蒙内铁路、 “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党章等。

　　总体来看，对“五通”的报道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亚投行”“丝路基金”的报道量相对于其他项目来说一直较大，而“昆仑公路”“苏克油田”“中孟友谊之桥”和“泰中罗勇工业园”这些项目鲜有提及。

　　第二，一些项目因为特殊事件而在某段时间内受到较大关注。如“肯尼亚蒙内铁路”在2017年5月底开通前后引发媒体集中关注，而在2018年第一季度的报道量较大则是因为春晚一个有关蒙内铁路乘务员“假相亲”的小品。2017年12月“汉班托塔港”的经营管理权由斯里兰卡移交给中国也引起较为密集的报道。

　　第三，一些项目在其对象国媒体中报道量较大。如“帕德玛大桥”项目的对象国孟加拉国的英文媒体《每日星报》《独立报》一直在对“帕德玛大桥”的相关情况进行持续、大量的报道。第四，与“民心相通”有关的人文交流话题一直在媒体报道中比较稀缺。 “人文交流”“文化交流”等词汇多出现在政府人员的媒体讲话中，直接提及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旅游、留学、教育等人文交流活动的报道数量较少。由于相关活动的报道并未在“一带一路”的主题框架下进行解读，呈现出零散、分散的态势。

　　第五，对“五通”相关项目报道的态度而言，海外媒体对于同一项目的报道有褒也有贬。总体看来，正面报道主要来源于香港《大公报》和“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媒体，如巴基斯坦《黎明报》、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孟加拉国《独立报》、泰国《民族报》；负面报道主要来自于香港的《苹果日报》和美国、印度媒体，如《华盛顿邮报》、VOA中文网、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印度时报》等。

　　“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力的提升路径本文所呈现的数据和分析基本勾勒出目前“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势，其中的发现为未来国际传播的目标、对象和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启发。

　　第一，设立“一带一路”建设的全球传播规范。统一“一带一路”建设自身以及相关重点项目、关键词的正式英文译名和对象国语言译名，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能见度。人文交流相关项目应明确纳入“一带一路”框架内，打造品牌，提高项目的媒体关注度和传播效果。第二，以精准传播为核心，制定国别化、区域化的针对性传播策略。未来的传播活动需区分不同类型的舆论主体，如加强与各国态度较为友好和中立的媒体合作，争取传播空间；加强面向公众的传播，将“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与普通民众的民生相关联，加强人文领域的宣传，促进民心相通和价值观认同；加强智库合作和智库外交，鼓励周边国家、金砖国家知名智库发声，积极回应负面评价，缓解当前较为被动的智库舆论态势；主动传播研究成果，影响精英阶层。

　　未来的传播活动还需区分不同态度阵营的媒体，着力夯实与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正面态度明确国家的主流媒体关系；加强与持“中性”态度的报道媒体的交流，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尝试开展与态度发生突然转变的国家和媒体的直接或间接沟通，如英国媒体；制定针对负面态度突出的主流媒体的舆论应对策略，并针对不同国家的态度变化，制定一国一策的舆情疏导策略，以此应对负面态度明确的、有影响力的西方主流媒体对其他国家媒体的舆论引导效应，做好与其进行舆论对抗的准备。

　　第三，塑造立体化、互动型的传播格局，发挥线上线下联动效应。在新的国际传播态势下，我们应建构多元化的国际传播主体，既要有政府的声音，也要凸显非官方、民间的声音。在设置国际传播议程时应注意， “宏观”与“细节”兼顾， “经济”与“人文”并重，更多地关注具体项目和与对象国居民息息相关的利益点，着重从项目建设对民众带来的益处等细节方面展开公众传播，特别是项目所在国家的公众传播，尽快改善项目所处的被动舆论态势。同时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并以多样化的形式展开传播，如影视、广告、游戏等。

　　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的合作、互动，对其态度和意见给予密切关注，并着力建设与对象国媒体的良好关系。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时邀请当地媒体，主动为当地媒体提供项目信息，举办媒体开放日等活动；由专门的部门或机构负责与沿线国家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定期开展记者团互访等活动。第四，建立长效的“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力监测机制及舆情预警机制。一方面综合开展常规监测、重点项目监测、重点国家监测等体系化的监测工作，及时、准确、全面地把握“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现状、态势和问题，作出有效回应；与科研机构联合设立“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信息中心，开展媒体新闻数据库建设、舆情监测调研、监测分析软件研发等工作，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力监测水平；另一方面，鉴于负面报道比例和“一带一路”舆情与我国外交事件的紧密关联，建议制定“一带一路”舆情预警机制，以负面报道比例为主要指标，设置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舆情预警，并制定相应的传播预案。

    （周亭：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全球涉华舆情大数据研究团队集体成果，项目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17ZDA285］；中国传媒大学高精尖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全球涉华舆情监测研判系统的开发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