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会带来田园牧歌般的自由解放，还是将人类重置于火光映照的“洞穴”之中？它将导致人的价值的提升，还是永久地失去？这种追问虽让人感到沉重，却是智能传播不得不面对的未来议题。

　　2018年4月22日，首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现场，由人民日报社和百分点共同研发的机器人“小AI”可依据观众说出的4到8个字现场作诗。图/本刊记者 潘树琼 刘沁娟 摄

　　人工智能的出现将新闻传播引入了新场域，它改变传播环境，带来了传播内容、形式的变化；它调整传播关系，使70年前维纳控制论（维纳控制论认为需要根据不可控制变量来确定可调节变量的最优值，以获得对人们最合适、最有利的状态）所畅想的理想传通状态趋于实现。目前，开放地拥抱它的到来，人们正沉浸于随之而来的喜悦和憧憬之中。从全球范围看，人工智能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5年至2017年，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先后为人工智能发展制定了战略蓝图。2017年7月，我国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未来30年由初级智能社会到高级智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新闻传播界，有人说： “媒体已开始进入智能时代。”

　　新闻传播新引擎

　　2006年，国外媒体已开始应用人工智能写作。2014年7月美联社使用机器人撰写财报新闻，《洛杉矶时报》应用智能技术抓取预警数据生成新闻报道。2014年起，我国主流媒体积极运用新技术手段向报道的立体化、移动化、智能化迈进，在全国两会等重大报道中，谷歌黑科技、“小融”“小新”智能机器人等丰富了传播样式和互动体验。2017年12月，新华社发布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提供包括智能媒体生产平台、新闻分发、采蜜等在内的8个模块服务内容。人工智能赋予新闻新的呈现方式，进一步延伸了新闻内容的传播路径。

　　这里试将智能传播加以界定，它是建立在新能源、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机器人等技术发展和突破基础之上、以机器定位节点，以物联网、数据流替代人力、技术、设备等传统生产要素，以用户、市场为导向，以智能技术决定内容生产、传播、营销和集成决策方向的传播方式。目前智能传播已可以流畅地完成新闻采写、编辑处理、智能推送等任务，随着物联网、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智能传播将深度覆盖，形成传播主体智能化，信息处理、传输、接收智能化，接受主体智能化的全程智能传播现实。

　　智能传播新场景

　　改变内容生产技术、机制和流程，智能使传播更有效率。人工智能识别和技术处理能力范围，不局限于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人类可把控的结构化数据，还包括非结构化数据。即便在结构化数据信息的处理上，人工智能也是技高一筹。例如它可以利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技术，通过软件处理，让用户享受到一张原图转化成为多种艺术流派影像的审美体验。正在媒体融合领域兴起的“中央厨房”生产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系统，可以更精确地设计策划选题、筛选信息，前置多元传播形态的优化配置。而新闻机器人在及时性、准确性方面更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效率。

　　精确定位传播需求，智能推荐主导分发领域，使传播更具人性化。相较于人工分发的费时费力、搜索引擎配置对于用户需求的过度依赖，智能推荐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依靠大数据搜集用户习惯、兴趣、偏好，对海量内容进行深度加工，充分利用数据分发指导再分发。它可以从信息源中智能提取、发现具有消费潜力的信息内容，其推荐更加符合用户需求、更具个性化、人性化特色，并能够充分引导用户消费。

　　黏合用户创造服务，智能使传播产品更具市场价值。在以用户画像、场景分析、文章分析等为智能分发运作机理的智能传播、分发平台上，智能推荐内容可以达到“千人千面”的效果，形成强大的用户黏性，商业价值也可以相应地得到显现。美国Narrative Science科技公司旗下的Quill Engage平台，通过数据统计消费者行为，了解用户使用方式，捕捉市场改善用户体验，并将信息提供给负责生成消费报告的智能机器人，这使广告投放更加精准、直接。在智能分发机理下运作的今日头条，近年收入指数不断增长，2016年达到60亿元，2017年达到150亿元，人工智能的使用呈现出巨大的市场价值及潜力。

　　算法伦理新问题

　　智能传播生机勃勃，但长远地看，机器算法所导致的伦理问题或成为技术繁荣背后人类最严重的忧虑。

　　首先是算法精准计算出来的冰冷信息拒斥价值观导向，并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信息窄化。除非精心操控，推荐引擎不断向用户兜售的产品总不会逾越人们的兴趣偏好，即便是其中含有明显媚俗、低俗、庸俗的内容。并且由于智能机器不假思索的选择，反而可能诱导用户形成新的沉溺，这与媒体平台被视为社会文化塑造者的功能和期待相悖。破解这一难题，须切实提升媒体平台公共服务理念素养和智能管理水平，促使算法体现先进文化价值观，从而达到媒体平台自觉驱逐劣币、拒绝野蛮生长的良好效果。

　　其次是如何防范用户成为作茧自缚的“蚕”。单一内容的传播和公众选择性心理的存在，使信息传播可能导致“信息茧房”效应：将既有立场、观点、兴趣、嗜好封固在一个狭长的界面中，造成认知受阻，形成信息“茧房”。同时，也容易导致行为的极端化，影响到个体、群体的互动交流。这提醒社会要更加重视提高媒体平台的主体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完善社会治理，规范传播秩序。

　　第三，机器的深度参与或将加深“异化”忧虑。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的技术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社会现象称为异化。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传播主体与工具客体的地位和主次关系发生了改变，在新的传播情境中，同样需要防范人类沦为媒介主宰的客体、成为机器摆布的异化对象的悲剧。当一个人佩戴着智能眼镜——通过网络提示搜索详尽信息，手持话筒——通过语音识别和翻译与任何其他人实时交谈，运用大数据通过采集、筛选、过滤各种信息而形成毫厘不爽的逼真印象时，你能够说，人的意识还全然停留在人的脑海中，而非一种机器造物吗？

    人工智能会带来田园牧歌般的自由解放，还是会将人类重置于火光映照的“洞穴”之中？它将导致人的价值的提升，还是永久地失去？这种追问虽让人感到沉重，却是智能传播不得不面对的未来议题，对此，人们需要作出理性、审慎的思考和抉择。（孟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新媒体研究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