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6年7月25日,美国费城,美国民主党2016年全国代表大会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开幕。媒体记者进行拍摄报道。供图/CFP

  【导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未雨绸缪方能防患未然。反思美国媒体乱象,给我们带来警示,中国媒体治理更需把握三个原则,分别为党管媒体原则,媒体社会效益首位原则,资本、技术的工具原则

  随着科技发展,互联网技术不断更新换代,社交媒体强势崛起,美国媒体格局出现了“改天换地”的大变迁:媒体在内容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效果评估和反馈方式、商业运营模式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受众在新媒体格局里获取信息也变得和以往不同,体现为信息来源的多元化,获取信息的便捷化、移动化;新闻及其新闻从业者以往固有的价值、原则、伦理在新媒体格局下面临各种挑战;传统媒体、以社交媒体为主导的新兴媒体、商业媒体、公共媒体、党派媒体、自媒体在媒体新格局里扮演不同角色,占领不同舆论阵地,吸引不一样的受众,分享不一样的市场份额,呈现分化局面;资本、媒体、受众在媒体新格局中呈现出变异的组合、关系;在媒体新格局价值权衡中经济利益至上已成为首要标准。表面看,美国媒体似乎百花齐放、生机勃勃,实则乱象丛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国之弊却可以产生警示效能,避免重蹈覆辙。对于中国媒体治理而言,我们不能盲目地信奉美国所谓媒体言论自由,而不管其带来的各种潜在威胁,尤其是对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安全的极大威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未雨绸缪方能防患未然。

  美国媒体呈现三大乱象

  乱象之一:媒体利用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和精准推送技术在精准锁定受众的同时,因缺乏相应的媒体监管举措,使得虚假信息泛滥成灾。在美国,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分析数据和推送信息,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而言都比较普遍。精准锁定受众,却忽视信息真实性的审核,导致虚假信息横冲直撞、泛滥肆意,这一乱象在颇受年轻读者喜欢的社交媒体上尤为凸显。

  乱象之二:党派媒体的分化导致受众对媒体失去信任。受众对媒体失去信任就会使媒体失去作为社会公器的价值,成为党派之争的舆论场,加剧社会共识的撕裂。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新闻行业越来越趋于党派化。加上媒体与受众之间的相互选择,促成了媒体党派化的蔓延。这种蔓延导致媒体信息党派化,而非以真实性原则来呈现,受众的不信任感也由此而产生,且随着媒体党派化的深化变得更为严重。在一项调查中,当民众被问及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只有28%的人认为媒体对社会有正面影响,媒体行业成为受信任程度比较低的行业之一。受众对媒体信任度的降低,无形中削弱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存在感。

  乱象之三:过度商业化导致媒体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不顾一切。媒体使尽浑身解数激活受众兴趣,满足受众需求,提高服务能力,却漠视价值引领的存在。美国媒体行业的过度商业化可以从相关广告数据中窥见一斑。美国广告占GDP的比例达到1.4%,是西欧国家的两倍多。广告占报纸年度总收入的比例达到80%,与西欧国家相比,这也是一个极高比例。媒体所有者通过技术手段分析用户行为,提升信息推送的精准度,激活受众的兴趣,满足受众的需求,赢得大众的认同和好感,为的就是媒体作为商品实现利益最大化。

  中国媒体治理把握三个原则

  反思美国媒体乱象给我们带来警示,中国媒体治理更需把握三个原则,分别为党管媒体原则,媒体社会效益首位原则,资本、技术的工具原则。

  党管媒体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媒姓党,以及党管媒体,是在国际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革以及媒体格局出现新变化的语境里提出来的,是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也是治国安邦的治理之策。我们必须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切实增强全面贯彻落实党管媒体原则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下,确保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导权、管理权。打好媒体监管牌,规避美国媒体无序状态,占领媒体舆论主战场,我们才能避免舆论失声,才能引导社会舆论形成聚能优势,才能实现媒体秩序的优化。

  党管媒体,既是呼应时代媒介环境的需要,也是保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既是执政党有力宣传执政理念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既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需要,也是提升社会文化品格的需要。

  媒体社会效益首位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铜臭气。媒体作为文艺作品影响力的扩大器,更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当然,媒体要生存,讲究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让位社会效益应成为媒体自觉。因为媒体是社会公器,赋予社会良知,带有意识形态引领功能,带有舆论导向的神圣使命,带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不可小觑的责任。偏离这一点,媒体本质也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资本、技术的工具原则。当前,媒体格局发生重大变迁,科技的驱动居功至伟。大数据分析技术的运用,实现了对用户喜好的有效分析,对编辑、记者的选题设定和编写,对新闻内容的流程再造也产生巨大影响。广告传播的效果和用户体验在AI技术的介入后变得更为优化。但在看到技术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技术的“破坏性”一面。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分析、精准推送信息技术造成了假新闻泛滥就是其不可忽视的弊病。在中国,大数据分析和精准锁定用户,并以受众喜好为导向,不断地发送单一内容来满足用户特有需求,无形中窄化了受众的视野,隔离受众与社会的有效信息互动,导致受众与受众的隔阂,造成社会共识难以达成,产生撕裂性影响。

  技术的推动离不开雄厚资本的投入,而资本有着牟利本性,在技术上投入巨资,必然渴望高额回报。当技术在资本手里发生积极作用,技术就会产生正面效能。相反,当技术变成资本无所忌讳的牟利手段,技术的破坏性必然会“张牙舞爪”。辩证看待资本和技术的两面性,扬长避短为我所用而非成为资本、技术的帮佣、奴隶,被其绑架。看清资本、技术的工具属性,在驾驭资本、技术时也就有了清醒认识。给资本、技术定好位,资本、技术的优势才能在媒体转型升级、提升服务受众能力中得到有力彰显。

  不同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必然产生不一样的媒体文化。迥异的媒体文化背后所包含的价值观也必然会对與论以及受众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建立在私有化、个人主义至上、实用为王基础上的美国文化及媒体,其媒体也必然带有其烙印。中国文化的集体性、大局性、统一性也会对媒体文化产生内化作用。

  花有千种,各有各的娇艳。在国际环境、媒体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环境里,在世界成为地球村的语境下,中国媒体积极应对国际舆论大环境,方法、手段可以博采众长,但坚守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定力不能动摇。中国媒体唯有坚守自己的文化本位、媒体本位,利用好资本、技术的力量,扬长避短,去芜存菁,才能在各国抢占国际话语权、引领国际舆论的软实力竞赛中独树一帜。打赢国际舆论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媒体才能在国际交往中讲好合作共赢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好舆论基石。(徐辉冠:求是网求是漫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