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灾难事件发生前后，无不伴随着谣言的产生。深入研究这些谣言的特征，为后期灾难事件信息发布、政策引导、社会稳定提供参考和依据。

　　2017年7月2日，湖南长沙，湘江长沙段水位猛涨，橘子洲被洪水贯穿。供图/CFP

　　灾难事件发生时，谣言也往往伴随着产生，不同阶段谣言呈现不同特征。本文将灾前、灾中、救灾、灾后四个阶段的谣言划定为预测性、描述性、归因性和猜疑性谣言，深入研究这些阶段性谣言的特征，为后期灾难事件信息发布、政策引导、社会稳定提供参考和依据。

    灾难事件中谣言的特征

　　灾前谣言：预测性。突发灾难发生前的信息，往往是民众根据以往经验、新闻报道而对现实情况和未来趋势进行的预判，以期对生活产生指导，但由于缺乏科学依据和有效分析，很大一部分会演变成谣言。这类谣言会直接干扰处于该生活圈的人群，造成一定社会恐慌，影响社会稳定。2017年6月长沙持续暴雨，官方尚未发布确切消息，民间就已传出“长沙市召开防汛紧急会议称将爆发大洪水”的谣言。虽然辟谣及时，但后期真正发生洪水后，民众始终认为政府信息发布不及时，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行政效率降低。

　　2.灾中谣言：描述性。突发灾难中，信息空窗期和无序期是必然过程。各方迫切的信息需求会导致关于灾情的描述性谣言大肆抢占信息通道，阻扰正常信息的传播。灾民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根据自身经历和常识进行描述和传播灾情，部分夸大、猜测或编造内容就会形成谣言，再经过网民二次加工和传播，谣言变得“有血有肉”更加真实，破坏性加强。

　　救灾谣言：归因性。但凡遭遇重大突发灾难，“为什么发生”都会成为一段时间的关切点，当这种疑问得不到妥善回应时，就会出现归因性谣言。此类谣言多半出现在救灾期间，受灾严重的目标物或者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现象往往会成为导火索。九寨沟地震后，“‘黑鸟乱飞’是在预警”“‘地震云’早有预兆”等谣言散布网络；长沙城区内涝后，谣言称“洋湖地区不适合开发”。诸如此类谣言，大部分都是网民寻求心理补偿的理由，不会造成太大社会危害，但容易带来心理恐慌。

　　灾后谣言：猜疑性。灾后安置和补偿永远是灾民最关心和最期待的话题。正是存在这种心理预期，导致权威信息发布前后猜疑性谣言成为灾民心理波动的最重要因素。此类谣言影响群体较小，但对于灾区稳定至关重要，不容小觑。“水灾不会补偿”“灾后物资涨价”等谣言每逢大灾必会出现，这是民众心理落差的写照，容易击中灾民的情绪和关切点，引起灾民的共鸣。

　　灾难事件中谣言的成因

　　核心信息的缺位。核心信息在灾难事件中能够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灾难发生前，民众对于现状都存在一定认识，但并不明确，迫切需要权威信息释疑。核心信息的缺位直接忽视了这一诉求，难以给人安全感和获得感，民众就会迎合小道消息和谣言。今年长沙暴雨前期，政府始终未发布“是否有大洪水”的权威消息，导致民众只能从谣言处找到理由说服自己。

　　主干信息的滞后。关键节点中主干信息的披露，能够抢占信息通道，排除杂音，掌握舆论主导权。灾难事件舆情的过程控制，实际上是从预警到长尾管理的完整过程，关键节点贯穿始终，高效、有序的主干信息披露，才能保证舆情过程控制完整、全面且不留死角。长沙暴雨灾害中，宁乡7天后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以致网上关于死亡人数的猜测和谣言一直不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

　　分支信息的模糊。分支信息的模糊程度决定了描述性谣言的多寡，模糊度越高，谣言越丰富。灾难发生后，人们在关注事件本身的过程中，会不停地用自己的方式对有限的、不明确的信息进行加工和解释，这种信息加工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基于概率的，受“少利多害”特征影响，绝大部分信息会失真或形成谣言。2016年武汉暴雨期间，天门、汉川突如其来的洪水被当地百姓谣传是人为的“丢卒保车”；救灾过程中尚未来得及发放的救灾物资被谣传为“村干部贪污”。灾难事件难免有关照不到之处，不断做好分支信息的披露，才能尽可能减少伤害。

　　导向信息的迟疑。导向信息是灾民未来生活的期待，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能够牵动灾民的心。如果政府发布稍有迟疑就会给谣言以可乘之机，造成灾民情绪波动和社会不稳定。2016年武汉暴雨期间，南湖部分小区被淹，政府屡次协调都未给出明确解决方案，导致业主多次请愿。这期间滋生的诸如“政府不会赔偿”“赔偿标准降低”等谣言，造成了受灾群众的情绪波动。

　　灾难事件中谣言的破解之道

　　甄别后及时“亮剑”。在针对突发事件、重大灾害的工作部署中，舆情监控的重点之一便是谣言。一旦出现与主流声音相悖的苗头，就需要相关地区、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取证，如确认为歪曲误读，需要及时纠偏，并对信息发布者予以警告。一旦相关言论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并触犯相关法律法规，就需要公安机关对散布谣言者依法惩处，并通过媒体廓清杂音、以儆效尤。

　　把握信息发布节奏。突发舆情处置过程中，需要根据舆论诉求进行有节奏的发声。尤其是真相尚未明晰之前，舆论情绪尚不稳定，各种猜测、质疑、解读都会干扰视听。以地震为例，初期，民众往往处于恐慌状态，对于地震伤亡情况的追问占主流，而地震难以预测的现实与民众的安全诉求产生了矛盾，于是，各类坊间传言不胫而走。此时，就需要组织专业机构、相关专家进行权威解读，而涉事地区如果不能把握初期的情绪特征，就会让谣言成为舆情处置的最大障碍。

　　适时披露事件细节。随着我国法律法规对谣言惩戒力度的加大，谣言得到相对有效的控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中，仍不乏一些隐性的谣言存在，如灾难救援过程中官员现场的表现。在网络舆情的放大作用下，这种有指向性的信息便会衍生出多个版本，而此时，就需要官方适当披露细节，还原真实情景，避免负面情绪的泛化。

　　借助专业力量处置。这里所提到的专业力量，不仅包含了地方媒体、专业辟谣平台，还有一些积极投身辟谣事业的大V、民间组织等。对于一些直指政府的谣言，如果单由政府出来辟谣，不仅会让舆论产生自说自话的印象，同时还可能产生政府越否认、舆论越肯定的“塔西佗陷阱”。在重大灾难面前，政府需要团结第三方力量，合力做好谣言监控及辟谣工作。

    有序稳定的灾后生活。与救灾过程相比，灾后的社会维稳工作同样是挑战。这不仅要满足灾区民众的基本生活诉求，更重要的是要稳定情绪。灾后的情绪疏导工作是否到位、补偿政策是否落实、官员是否冲在重建家园的最前线……实际上，积极、和谐、有序的灾后生产生活，是荡涤各类负面信息及情绪的最佳方法。（马雪健：湖北日报网；唐小涛：星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