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异同

2017年8月13日，江苏苏州，2017年青少年人工智能设计大赛在苏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来自全国各地100多名选手分别参加了自动仓储、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赛项角逐。供图/CFP

　　人工智能（AI）的兴起为众多行业和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7年7月，中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填补了人工智能发展顶层战略的空白。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态势，2016年10月，美国发布报告《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现有和潜在应用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和政策问题做出深入剖析。本文对比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分析其存在的共性与差异。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总体愿景

　　我国《规划》是一部更注重细节化、全面化和应用化的人工智能顶层战略，它从人工智能科技发展和应用的现状出发，对人工智能进行系统布局，旨在抢占科技制高点，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变革，进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新跃升。

　　《规划》提出“构建一个体系、把握双重属性、坚持三位一体、强化四大支撑”的总体部署，指明了几项重点任务：首先，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从具体的基础理论体系、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人工智能创新平台、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对重要技术细节进行列举和汇总，对今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重点给予明确的指引。其次，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经济。这也是《规划》的重点内容，从智能软硬件、智能机器人和智能运载工具等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到应用于制造业、农业、物流和金融等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再到人工智能企业和智能产业创新集群，从点到面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落地与产业化指出明确的方向。再次，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发展教育、医疗、养老等智能服务，同时从智能政务、智慧法庭、智慧城市等方面推进社会智能化治理。最后，构建网络、大数据和高效能计算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并提出落实“1+N”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群。

　　从以上重点任务可以看出，国家部署《规划》的重点和核心在于人工智能科技的落地与应用，分别从产品、企业和产业层面的分层次落实发展任务，对基础的应用场景、具体的产品应用做了全面梳理。

　　关于《规划》的发展前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分步走”战略目标：从2020年开始，以5年为一个周期，预计在2030年之前，实现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国际性重大突破，占据科技制高点；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1万亿+，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

　　美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整体思路

　　2016年10月，美国发布报告《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在其发布之前，美国政府和社会就该报告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力图确保可以妥善管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为社会发展贡献积极价值。

　　一方面，美国对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如医疗、交通、环境以及刑事司法和经济等，已经获得了可观效益。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美国政府谨慎监管，对新产品（如自动驾驶和无人机）进行全方位安全评估的相对保守态度。仔细审视，美国重点关注的人工智能发展的风险问题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人工智能自动化对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趋势对低薪工作岗位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大，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不平等，对劳动人员的再培训及合理的政策导向便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其次，关于人工智能的公平、安全和治理问题。具体包括了数据应用、决策的公平性和透明性等命题，难点在于无法全悉掌握人工智能做出决策的过程，这一过程目前仍具有相当不确定性。最后，是对超强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可能威胁到人类的远景表示担忧，但同时官方也明确指出，在没有显著威胁迹象的当前，不会对现有的政策产生任何影响。

　　而美国另一份重要政策性文件《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提出利用人工智能实现未来愿景，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在制造业、物流、金融、交通以及通信等领域）、改善教育机会和生活质量（包括教育、医学以及法律等）、增强国家和国土安全水平（包括执法、安全以及预测等）。

    中美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异同检视

　　1.中美两国人工智能战略文本内容的视域差异

　　首先，我国《规划》主要从技术研发、产业应用、政府政策保障等方面做出布署，可以认为其重在技术发展对行业带来的经济影响；而美国战略则对人工智能对社会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了充分讨论，并且有针对性地制备配套文件就政府资助研发和就业保障两个问题进行重点规划。其次，美国战略文本对网络与系统安全问题，包括系统的可追责性和决策的透明性等问题投入较大篇幅进行论述，而我国《规划》对相关问题着墨较少。第三，美国战略文本提议政府公开机器学习数据库并制定数据标准进行数据打通等问题，在我国《规划》中并无言词体现，而该问题的解决对于应对我国政府数据公开、数据孤岛等命题而言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应当指出中美人工智能战略对AI广阔应用前景的顶层研判、技术研发的长期投入、AI人才的培养、制定政策标准等保障体系建设有着基本趋同的认识。

　　2.中美就人工智能发展任务与目标的布局差异

　　我国《规划》提出了六项重点任务，从技术科研立项到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经济再到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还包括加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可以说应用与落地是我国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重心所在。而美国则侧重从研发与从业者的培养，公平、安全与治理，就业风险保障等方面进行布署。

　　我国现阶段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注重技术应用，侧重推动经济发展。而美国则在现阶段试图着力技术研发和完善保障体系，反映其在提速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的同时，对可能伴生的风险给予特别关注。

　　3.中美就政府主导以及对科技企业的定位差异

　　我国《规划》明文指出，在技术路线选择和产品标准方面，企业将发挥主体作用，认可市场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科研立项也提倡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同时明确提出对科技企业采取税收减免等措施进行扶助。而美国方面则更注重由联邦政府主导的人工智能发展路线，主张由市场主导无法完全完成发展目标，无论是从科研投入，还是就业保障方面，都突出了政府的主导地位。

　　从当下发展态势来看，有充分的理由对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提升潜力报以乐观态度。庞大的人口基数产生的海量数据正是培育人工智能系统的前提条件，当然也要认识到我国和美国相比还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需要特别关切的问题包括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人工智能应用意识还不够深入以及缺乏完善的数据生态系统等。（吴沈括：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暨法学院副教授；罗瑾裕：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