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网络安全事件频发，敲响网络信息安全的警钟。《网络安全法》的实施能否遏制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以案说法，他表示，《网络安全法》将从立法上守好信息化社会的“安全阀”。

　　案例一：最大规模勒索病毒爆发

　　黑用户电脑，对计算机数据进行加密，不给赎金就删掉文件；受感染计算机的屏幕上会显示要求使用者在3天内支付赎金的字样，并且只要“比特币”……2017年5月12日晚，“勒索病毒”（WannaCry）疯狂攻击全球上百个国家，无数宝贵资料被病毒加密锁定，我国基础行业的网络也受到巨大影响，涉及教育、石油、交通和公安系统等。

　　朱巍：勒索病毒的背后是国家网络主权和数据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法》将国家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将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秩序”作为国家重要职责，这对于我国网民抵御外来数据病毒侵害、维护国家安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勒索病毒再次提醒我们，没有网络安全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信息化程度越高，可能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在互联互通的今天，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重要科学内涵。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发展互联网和新科技，摆脱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升网络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做好应对个别国家妄图通过网络战威胁我国和平发展的情况。

　　案例二：18款直播类应用被关停

　　有的网络主播身着军队、警察制服，佩戴军衔警衔臂章等；有的衣着暴露，行为极具挑逗性；有的直播发布私人微信、QQ，诱导粉丝至社交平台进行色情交易……国家网信办2017年4月2日发布，接到网民举报，“红杏直播”“蜜桃秀”等18款直播类应用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经核查取证后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在应用商店下架并关停这些直播类应用。

　　朱巍：关停18家网络直播平台是为了确保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内容安全是《网络安全法》的重要立法要旨之一，该法将“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作为网络传播的基本底线，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法律禁止传播的违法内容类型。特别是《网络安全法》第13条为未成年人健康发展设立了专门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条款，一方面“支持研究开发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依法惩治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最终将互联网内容优秀成果落脚在“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之中。《网络安全法》实施之后，所有涉及互联网的内容传播都必须遵守法律法规，特别要制定具体举措保护社会最为关心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让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平台在《网络安全法》的规制下清朗起来。

　　案例三：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

　　2016年8月21日，因被诈骗电话骗走上大学的9900元学费，山东临沂考生徐玉玉伤心欲绝，郁结于心，最终导致心脏骤停，经医院全力抢救，仍不幸离世。2017年6月27日，“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在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共有7名被告人出庭。这个团伙每天拨打上千个电话，除了徐玉玉外，还诈骗了多名被害人，金额总计超过人民币56万元。案件将择期宣判。

　　朱巍：《网络安全法》可以避免徐玉玉悲剧再次重演。首先，精准诈骗的根源在于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网络安全法》明确了公民个人信息保有者、搜集者和使用者的责任界限，特别是强调了公民对自己信息的“控制权”和“知情权”，这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徐玉玉案精准诈骗的再次发生。其次，网络实名制需要严格落实。徐玉玉案中的两个诈骗电话事后经证实都是实名认证过的，但是，实名认证的个人信息与使用者身份对不上。《网络安全法》再次重申和明确了网络实名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这就从源头上堵住了网络实名制现存的漏洞。最后，治理电信诈骗需要群策群力。《网络安全法》将举报电信诈骗和侵害信息数据的权利赋予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将电信诈骗信息向有关部门举报，这样才能群策群力，以最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者。

　　案例四：苹果与FBI的数据之争

　　2016年初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恐怖袭击案中，袭击者使用的苹果手机成为FBI办案的关键所在，但苹果公司拒绝向FBI提供解锁服务，这直接导致FBI将苹果告上法庭。尽管法院判决苹果公司应该为调查举证解锁用户手机，不过苹果公司仍然拒绝执行这一判决。

　　朱巍：苹果与FBI的数据之争对我国《网络安全法》带来启示，该事件反映出，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包括《爱国者法案》等与网络安全有关的法律并不完善，这直接导致恐怖分子可能通过网络发布恐怖信息和操控恐怖袭击。我国《网络安全法》将“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明确规定为网络运营者的义务，这就最大程度避免了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服务和网络技术从事恐怖袭击等犯罪活动的可能。试想一下，在苹果解锁门事件中，若是美国政府因拖沓的诉讼程序未能及时破解恐怖袭击者手机信息，这就很有可能导致另外的袭击发生。我国的《网络安全法》，一方面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配合调查的义务，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公民合法隐私，这就比较好地平衡了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关系。(刘沁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