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我国网络安全工作的基本框架、网络安全工作的重点任务和要求得到明确。而具体到数据安全保护，《网络安全法》第37条非常有特色地规定了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出境安全评估制度。如何理解这一制度创新，其落实对建设我国数据资源保护体系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对此，《网络传播》专访了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洪延青。

　　《网络传播》：《网络安全法》首次确立个人信息及重要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制度，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洪延青：“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这是指导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份基础性文件——《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共同认识。事实上，在国务院和各部门的发文中，有资格被称为“基础性战略资源”的只有数据（或大数据）和档案。但是，国家对数据资源显然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完备的、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保护体系。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作为《网络安全法》在国家层面保护数据安全的重要一环，迈出了我国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数据资源保护体系的关键一步。

　　《网络传播》：《网络安全法》中的数据安全保护体系是怎样构建的？

　　洪延青：《网络安全法》有关数据安全保护的条文，根据其保护维度不同，大概可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保障数据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亦即传统信息安全所称的CIA三性，在《网络安全法》的总则部分第10条就予以明确。其次，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注重保障个人对自己信息的自主权和支配权，且条条有创新，与现行国际规则及欧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实现了理念上、原则上的全面接轨。最后，国家层面的数据保护，对于网络安全信息这一类重要数据，包括私营部门掌握的网络安全信息，《网络安全法》赋予了国家有关部门收集、分析的权力。

　　《网络传播》：怎么定义“重要数据”？建设我国数据资源保护体系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洪延青：重要数据的重要性，针对的是整体层面的利益保护，即保护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因此，只要网络运营者的数据不涉及整体层面利益，就不属于“重要数据”的范畴。换句话说，不论是个人数据还是企业数据，只要有可能危及整体层面的利益，也会被认定为“重要数据”。“重要数据”这个概念的提出，实质上是在大数据时代下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众利益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层面的数据安全保护对大数据时代特点的一种自然反应。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收集、汇聚、流转等大量地发生在公共部门之外，许多企业掌握着海量的数据资源。这些数据，已经具备了影响国家、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对国家来说，这样规模的人口基础数据一旦泄露，很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网络传播》：数据出境控制措施的国际趋势是什么？

　　洪延青：从地域范围来说，据统计，目前全球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数据出境控制的要求，当然，各国实施的出境控制所适用的数据范围、控制程度各有不同；从时间维度来看，现有的数据本地化存储规定，大多数是在2000年后做出的。数据本地化存储的兴起，恰恰与互联网、分布式系统、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发展同步。（洪延青：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