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7日，听道讲坛公益专场——“预见一个更好的未来”，“免费午餐”发起人和“心唤醒”基金发起者邓飞讲述公益事业背后的故事。供图/CFP

　　从2013年9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来，政府加大了对互联网的治理力度。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经常成为不实信息传播节点的“大V”，被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大V”群体的溃散，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互联网管理收紧的标志。

　　但仍有一些媒体人、律师、学者等专家型“中V”（指专家型的活跃网友，区别于带有明星效应的知名人士“大V”）坚守在网上，不少人的发声平台从微博转向了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为社会舆论设置议程。知识分子的网络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不减，是互联网舆论和整个中国社会富有活力的表现。

　　问政、科普、微公益：知识分子的网络参与

　　2015年以来，知识分子网友在废除嫖宿幼女罪、律师权益等议题上持续发声，对公共治理构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离开了微博这一时政话题平台，在更为接近日常生活的领域交流社会观感和人生体验，如“知乎”成为职场白领、年轻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一些专业自媒体致力于在小众文化圈传播知识通识，进行科普和文化启蒙工作。如老牌自媒体“果壳网”，从网站到App，关注生活科学，致力于让科学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伴侣。而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由三位教授创办，聚焦科学领域的人和事，涉及青年科学家的生存状况、科学体制改革等问题。文章风格比较严谨，经过严格的专业审读程序才能发表。它的30多万粉丝中，80%具有硕士以上学历。

　　前调查记者邓飞则选择了另一种社会参与的方式。作为调查记者，邓飞曾参与过宜黄拆迁自焚案等突发事件的报道，转型从事网络“微公益”后，从微博打拐、免费午餐、乡村儿童大病医保、让候鸟飞、中国水安全计划，到“E农计划”联合中欧校友，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留守儿童无父母陪伴的困境，让爱回家。邓飞等人的转型，提示了知识分子社会参与的另一个方向：他们以建设性的心态，与政府合作解决一些基本的民生问题，柔软地改良社会。

　　约束和吸纳：从整治“大V”到网络统一战线

　　对于互联网上知识分子的参与热情和频频发声，政府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里，约束和吸纳并举。任志强因为多次公开发表错误言论，被国家网信办责令关闭微博账号。与此同时，政府也释放出一些新的政策信号，表现出与前几年严查“大V”所不同的宽容姿态。

　　在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把一类新的社会群体纳入统战对象，这就是“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他要求：“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

　　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微信账号“统战新语”解读道，所谓“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媒体平台的经营者，一般可称为新媒体从业人员；另一类是新媒体上内容的制造者，可笼统地称为“网络意见人士”。

　　笔者认为，新媒体代表性人士对于网络舆论的生成、发酵和消解具有重要作用。新媒体平台的经营者是网络信息和舆论的“把关人”，对网络信息的真伪有鉴别力，对呼风唤雨的“大V”知根知底，对网络意见的筛选、均衡对冲和置顶、沉底等措施，直接推动着舆论的走势。而“网络意见人士”喜欢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设置议程，其对公众的社会认知和情感释放，比传统媒体有更大的影响。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就如何对待网上不同意见做出了十分包容的表示，“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时，郑重重申了“文革”后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些经典提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方针”。

　　从这几次讲话的脉络看，政府对互联网的认识在不断丰富和深化。互联网既是“心头之患”的“最大变量”，也是政府与民意，特别是知识分子沟通对话的桥梁。互联网平台上，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网民言论需要理性引导，也需要尊重、包容和吸纳。

　　“深改”时期：公共空间的兴废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为知识分子“正名”，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以说，知识分子政策是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弥合“文革”历史创伤、走向复兴之路的一块战略基石。今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政治参与。中国文化的重心从上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讨论和80年代文化讨论的哲学社科界，转到了互联网上。即使不在网上公开发声，很多“潜水者”也把互联网作为第一信息源和舆论发源地。一方面，网上活跃的知识分子只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小部分，偏社会科学，属于知识疆域中最敏感、最不安分的部分。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网络参与是知识分子行使政治权利和历史使命的一种基本方式，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倾听和吸纳知识界的专业智慧，包容他们的批评性意见。

　　笔者认为，知识分子在经营网上言论的公共空间，也在支撑和拓展着线下的公民社会公共空间。据统计，2015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2，虽然在持续下降，但收入差距仍过大。贫富之间、官民之间动辄擦出火星。在这个时候，文化和知识分子政策不妨适度松绑，重视互联网意见释放、情绪宣泄的安全阀功能，鼓励借助互联网新媒体从事各种文化创造，包括提供一些可能无益也无害的娱乐，降低社会紧张度，涵养人心。

　　2015年5月在中央“深改组”第12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重用改革促进派”，亮出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是“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如何从知识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中，选拔“改革促进派”，对于事业的发展、“深改”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需要知识分子与公权力的双向努力。在治理互联网乱象的同时，尊重和保留互联网的民意表达功能。基于互联网的新型知识分子，需要“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而公权力需要加强对新型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慎用强制手段解决观念文化分歧。（文 / 祝华新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