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纪念馆大景。

通道转兵会议会址——恭城书院。

通道转兵会议现场情景复原。

    八十二年前,红军长征在湖南期间,中央红军负责人在渠水河畔的怀化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又称通道会议),会议促成了“通道转兵”,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今天,参加“长征路上奔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大型主题采访湖南站活动的编辑记者来到通道会议旧址恭城书院,重温这段历史,挖掘和传承通道转兵会议的精神,感受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理想追求。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最初确定,并报共产国际批准,确定转移目标,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达此目的,1934年11月底,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就打算从广西资源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向湘西进军。

    早在湘江战役之前,蒋介石察觉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其意图在于防止中央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股之目的”与“长驱入黔”的可能。蒋介石即令各路“追剿”军和湘、桂、黔军阀进行新的围堵,妄图在湘桂黔边境的通道以北地域,将中央红军消灭。12月2日,蒋介石任命的“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命令湘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面移兵于武(冈)、新(宁)、城(步)、绥(宁)之线”堵截,一面分兵尾追红军。12月10日,当中央红军行进在湘、桂边境的越城岭时,数十万敌军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

    当时的敌我形势分析,如果中央红军继续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势必落入强敌的虎口之中,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如果南下广西,有五六万桂军堵截,且深入桂省,并非中央红军的目标。因此,红军唯一的选择和唯一的出路,只有转兵西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硬要坚持原定方针,把已遭到重创而且疲惫不堪的3万多中央红军,朝着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左”倾领导的意见办,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关系到中央红军和党中央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中央于1934年12月12日在长征途中的通道县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迫在眉睫的进军方向的问题。会议一开始,手握大权的李德、博古坚持要按原定方针办,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毛泽东在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时指出:“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在战略方针上,毛泽东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酌情在贵州创建新的根据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的大多数人支持。

    通道会议以通过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结束,会后军委于当晚19时半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万万火急的电报,13日中央红军遵照军委命令,从通道分两路西进,把几十万敌军统统抛在湖南的西南地区,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毛泽东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条件。

    通道会议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通道会议”是毛泽东在长征后第一次参与中央核心决策层会议,会议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纠正了路线上的“左”倾错误,赢得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及党和军队的认可。

    通道转兵,中国转运。它引领党和红军突出重围,走向光明,为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最终造就了红军四渡赤水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一个个伟大的奇迹,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记者 肖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