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网络空间里的舆论焦点，究其本质，是现实治理矛盾的延伸，没有不断趋善的治理创新，就不会有网络舆论的大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流动性显著加快，社会活力明显增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社会管理理念，改进社会管理方式，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近期的“毕国昌事件”，从“退休厅官被欺负得只剩裤衩”到“双方握手言和”，再到“毕国昌式维权真相被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大量关注，并就城管执法和毕国昌维权方式展开了激烈讨论。

一波三折 各打“五十大板”

2015年12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原站长毕国昌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布标题为《一厅级干部在三亚被城管弄得没了尊严》的文章，称其在三亚天涯区海边游泳时，自行车和衣服被城管收走，致使其仅身穿裤头，徒步去三亚市政府，最后犯病回家，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感觉遭受到巨大的羞辱。

文章一经发出就被大量转发，国内众多主流媒体给予关注报道，特别是搜狐、新浪等受众量巨大的门户网站相继转载，推动事件热度直线上升。

12月7日凌晨，三亚市政府先后通过人民网和新浪微博“@三亚发布”对毕国昌一事作出回应，并发布长微博公开致歉。12月7日、8日凌晨，毕国昌连续发布《美丽的三亚，丑陋的城管——三亚城管的可怕在于不懂法乱作为》《三亚城管你的冷漠我真的不懂》文章，称“道歉不能隔空打枪”，并多次强调“他的眼镜、自行车等私人财物仍然被扣押”。毕国昌还表示，三亚官方的道歉缺乏诚意，他准备以人格被侵犯为由起诉城管，索赔1块钱。

12月8日下午，三亚市天涯区副区长、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和两名涉事城管执法队员，登门向毕国昌道歉。毕国昌当场表示，接受道歉。

在和解报道出来之后，事件整体热度迅速下降，但两天后，事情再起波澜。12月11日，微信公众号“三贱客”发文《最新视频铁证！扒开毕厅长的丑陋嘴脸！》，以视频截图方式，针对毕国昌自述的“三亚湾身穿一条黄色短裤走到三亚市政府院内”内容一一作出回应，指出毕国昌之前对外爆料的多处内容涉嫌作假。毕国昌回过家却仍然穿裤衩出门投诉，本是打车去市政府，却说“一路穿裤衩，尊严尽失”，炮制了“赤身裸体四小时无人过问”的新闻。该文一经发布顿时引发舆论哗然，迅速被转发扩散，多家主流媒体网站跟进报道，一些媒体微信公号也刊发相关内容，民众讨论热烈。

　身份特殊 各方推波助澜

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度，原因之一是当事人身份特殊。两方当事人，一方是城管，一方是厅官，都是当前的舆情燃点。

城管，在人们的心中往往与“ 霸道”“蛮横”“欺凌”等负面词汇联系起来。从事件刚被曝光之时，“厅级干部被欺负”，涉事主体关联“城管”，舆论就一股脑儿地偏向了毕国昌。这说明以往事涉城管的负面舆情让公众对城管形成了“肯定是城管错”的第一条件反射。因此各地城管部门对如何扭转公众的固有认识需要认真考虑。

不少媒体故意凸显毕国昌的“厅级”身份，这也是该事件能引起广泛关注的一大因素。其实早在事发后第二天，毕国昌就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名为《三亚城管也太欺负外地人了》的文章，但是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于是请朋友发到微信公众号，朋友把标题改成“一厅级干部在三亚被城管弄得没了尊严”，当时阅读量就有十几万人次。毕国昌回应这不是他的本意，自己是以一个退休外地人身份在三亚维权，与身份无关。

原因之二是事件背后，各方推波助澜。网络舆论场纷繁复杂，不同声音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此次事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色彩，黑龙江和三亚两地媒体、网民一度呈现出针锋相对的态势。

这次事件由微信端发酵，经门户网站转发后，引来主流媒体报道跟进，而之后的多次转折也因各方在微信中发文爆料，微信再次成为热点事件发源地。在事件发展第一阶段，哈尔滨媒体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925”“哈尔滨日报”“新晚报”等）内容与三亚方面的微信公众号（“三亚生活网”“海南在线”等）内容形成“对阵”之势，均为各自所在地方“站台”发声。

媒体、网民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城管执法问题，一个是毕国昌的舆论维权。对于三亚城管的做法，多数网民认为属于暴力执法；另一派网民则认为城管是正常执法，乱停放就该被查。而媒体多是对城管执法持批判态度，新华网发文称“整人式”执法削弱法治尊严，执法者有法不依，不仅毁坏城市苦心经营的形象，还将执法部门放到公众对立面，消磨法治尊严。《北京青年报》也发文称三亚城管错在丢了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并非执法之敌，实是执法之友，是执法者乃至所有政府人员，必须具有的基本情怀。

对于毕国昌式的舆论维权，多数网民认为，要靠撒谎、要靠把事情闹大的维权方式是不正常的，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任何事情的解决都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基础，一视同仁。《法制日报》评论，毕国昌有诸多其他维权方式，大可不必因为一时情绪将事态与自身损失扩大化，以一个合格公民的标准，这种维权方式并不可取。而《新京报》则认为，毕国昌用“裸奔”来引起舆论注意，用说谎来夸大自己的遭遇，本质上仍属“弱者的反抗”，虽然维权方式不妥当，但不可苛责于他。

 

 

映照现实 执法维权须规范

南京大学教授杜骏飞认为，网络空间里的舆论焦点，究其本质，只是现实治理矛盾的延伸，没有不断趋善的治理创新，就不会有网络舆论的大治。这个道理如同：对着镜子，我们可以正衣冠，但衣冠不整时，我们不必去正镜子。本次事件中讨论的两个焦点就是政府如何执法、公民怎样维权，反映了城管执法不规范、正常维权渠道不力的现实。

城管执法及事件处理过程暴露出诸多问题，比如城管执法中缺少人性关怀、不能及时纠错，市长热线没有发挥快速、有效的协调功能，监控画面被精心剪辑并曝光等。东北新闻网评论指出，城管之所以能如此嚣张和“任性”，其实都是“城管体制”惹的祸。城管权限日益扩大，却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城管法规出台实施，也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要从根本上解决城管执法乱象就必须改革现有的“城管体制”，完善立法，对城管执法进行确权，并辅以通畅的监督渠道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

《检察日报》评论认为纠纷解决需要创新机制，而新机制的生命力关键取决于是否管用。在解决纠纷，尤其是公权力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纠纷，调解、复议和诉讼等后置性救济办法对纠纷双方利益的保护并不见得总是最佳方案。对本身有诸多“先天不足”的城管执法来说，纠纷的避免和创新性解决，显得更为迫切。

毕国昌被曝“撒谎、闹事”式维权后，各方基本都认同毕国昌式维权不可取。为了把事情闹大，获得更多人的关注，而刻意设置场景，捏造事实，如果维权者纷纷效仿，那将是社会的灾难。毕国昌式维权是整个社会对于正常维权渠道信任度不够的一道缩影，只有完善正当维权渠道，才能避免此类维权事件再次发生。

（邹鸿强：谷尼舆情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