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5日，竹子林的士码头，一位出租车司机吃完午饭后站在车旁看手机，专车的出现影响了他们在平峰时段的收入。 供图/CFP

2015年4月以来，全国多地都发生了交通管理部门、出租车公司及司机和基于“互联网+”技术与平台整合城市内部各种交通资源、用以出租服务的打车移动出行平台的冲突，随着矛盾的复杂化，至6月中旬，武汉和广州的冲突甚至升级酿成了群体性事件。

一方面，交通部及各地政府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均认为优步专车将私家车纳入公共交通运营范围属非法经营行为；另一方面，网络舆论却认为，优步的专车服务打破出租车牌照垄断的局面，缓解了“打车难”、司机拒载等问题。此外，不少媒体也表示，利用新技术力量，整合城市内部交通资源，提升城市交通运力和效率水平，也和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互联网+”理念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相符。

 武汉专车是怎么“闹”起来的

早期潜伏：专车与出租车的潜藏矛盾。6月中旬相继爆发的武汉、广州专车冲突，其背后的矛盾实则潜藏已久。5月13日，杭州部分出租车司机罢工停运，抗议Uber打车软件平台公司推动私家车进入公共交通运营市场，挤占出租车生存空间。无独有偶，一周后，天津出租车司机因同样理由罢工聚集，并和专车司机发生对峙。27日，郑州市再现出租车与专车冲突，情绪激愤之下更演变为砸车事件。虽然这种抗议行动并未蔓延至全国，但潜伏在公共交通运输行业的内部矛盾已经隐有爆发之势。

前期铺垫：“联合执法”与“钓鱼执法”引争议。4月30日，广州市交委联合公安、交通、工商等部门以涉嫌非法运营为由对广州优步公司总部“联合执法”一事引发全国议论。5月，成都、深圳优步相继因同样理由被当地交管部门“联合执法”。联合执法中，交管部门援引交通部明文规定认为，“专车”推动私家车参与交通运营为非法经营，但各地专车用户则因专车缓解了当地打车难的问题而对专车公司表示支持。此外，5月22日，天津出租车司机“钓鱼”专车司机引发双方冲突一事再次引起网民关注。

当期爆发：隐藏矛盾的集中暴露。6月15日，武汉汉阳专车再次遭遇疑似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大量专车司机堵路声援，随后酿成群体性事件，并迅速在自媒体上传播。当天专车司机和运管部门的冲突视频以微信、微博为主要传播载体大量传播。在现场“直播”视频传出后不到半天，配合警方“钓鱼”女子的包括身份证号、手机号在内的私人信息也被网民“人肉”出来放到网上，矛盾迅速升级。

后期悬置：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虽然社会秩序在警方的维护下迅速恢复正常，但舆论场中依然质疑不断。舆论话题围绕着出租车行业改革展开，要求打破出租车公司依靠行政权力获得的垄断地位，顺势改革，取消公司霸权，同时规范专车行为的呼声水涨船高。

   

中国“专车”存废之争白热化。供图/CFP

 专车事件背后的社会格局变动

分析专车和出租车在全国多地的冲突中各涉事方主要的诉求及舆论的主要质疑点可以发现，一系列的专车冲突事件不仅仅预示着传统行业在互联网冲击融合下的重新洗牌，更预示着多种社会格局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变化。

1. 竞争格局：网络模式的挑战专车的运作模式，实际上是将闲置私家车座位资源和出行乘客需求整合至同一个网络平台，填补了不少城市普遍存在的出租车运力不足、高峰期调度困难的情况，有效地满足了市场需求，而且作为专车的私家车在乘车环境和服务质量方面往往比出租车更具竞争力。因此，在专车平台的推动下，整个出租车行业出现了互联网基因式的改变，这种新的服务生产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行业竞争格局在互联网推动下出现的改变。

2. 公平格局：社会保障的变动专车冲击了出租车行业的传统运作模式，然而，新生产方式进入竞争市场，其“鲶鱼效应”并不明显。此外，出租车行业由于涉及公共交通运输，其半公共服务性质的行业特性也导致其部分受到政府部门的约束，因此利益分配更加复杂。虽然新的生产方式提高了服务效率，但社会公平的格局却出现到了新的变动。

3. 管理格局：政府角色的转变竞争格局和公平格局的转变必然带来管理格局的变动。政府的角色已经不能继续停留在以往公共交通运输的管理与协调者、利益分配及分享者的角色，而是应该适时转变角色，思考如何在保护新的生产方式并让其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以保障社会公平。同时，专车的出现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税收及发票的发放与管理问题、专车安全的保障问题，都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依据新的行业形势乃至社会形势需要思考的问题。

4. 利益格局：分配结构的变动在出租车行业的传统运作模式中，出租车公司依托行政权力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形成“政府-运管部门-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的管理和利益分配链，专车则打破了这种自上而下的利益分配模式，简化利益分配中间环节。然而，这却催生出了两对新的矛盾：一是专车和政府运管部门的矛盾；二是专车和出租车司机的矛盾。

5. 话语格局：表达能力的变动互联网带来了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畅通，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载体，普通网民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专车将普通市民带入出租车行业，也是普通人增加收入的途径。因此，冲突性事件只要出现诱因，就会产生极大的社会号召力，很容易导致群体事件的发生。

6. 法治格局：法治与生产力冲突当市场经济的创新模式与法律法规打架时，是迎合市场的创新模式让路，还是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和监管思维适当修改？全国各地发生的专车被查事件、专车与出租车及政府的冲突，无疑将这个根本问题的研究提上了日程。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希望依靠行政权力强制专车退出市场以维护旧的服务生产模式，无疑是有悖于民众需求的。

7. 心理格局：新族群的再次出现互联网为社会个体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沟通交流方式。武汉专车事件中参与集会的司机平时在微信朋友圈中就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加上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与被执法司机“唇亡齿寒”的危机感，在钓鱼执法的消息传出后，专车司机群体迅速聚集并酿成群体性事件。

 专车事件的社会管理启示

政府管理和舆论的冲突相持不下，虽然每一次冲突引发的舆情并不算激烈，但冲突的屡次重现不仅仅意味着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更意味着其背后管理、法治、竞争等社会格局在互联网思维推动下的变迁。而如何把握这种变迁，顺应民意潮流，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则是现在政府管理部门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一场专车司机的闹事，蕴含着社会格局的变动。“互联网+”所带来的变革不只是改良，更是从根本上对许多行业的颠覆。这种颠覆，必然改变相关各方的权力和利益，也必然产生各种矛盾。出租车司机和专车司机在各大城市，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对立的群体，如果不保持足够的克制，只要擦出一点点火花，事态就会比武汉专车事件严重得多。武汉的问题不彻底解决，矛盾还会爆发，如果在别的城市继续出现这种情况，也一定会出现类似的群体事件。

一场街头群体事件，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就可以生成，而且几乎同时就上传到了网络，并迅速传到世界各地。在借助网络传播、动员、组织、实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当事人迅速将事件传导给关联者，个案立即群体化；由线上动员变成了行动，线下群体事件生成；街头群体事件再次上传到线上，线上线下形成事件共振。街头群体事件扩大不仅发动、组织了矛盾的核心关联者，而且动员和组织了大量的好事者、找茬者、围观者，而这一切都是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生成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矛盾的舒缓化解、社会情绪的引导分流、现场处置的迅速有效等方面都必须早设预案。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不可想象的灾难。

（傅文仁 杨兼：荆楚网舆情中心）